《乡愁》朗诵技巧
任何艺术都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就文学作品而言，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和理论：一种是重内容轻形式。中国文论史上韩非子是个极端的反形式主义者，清代的袁枚认为“意似主人，辞如奴婢。”在欧洲古典文论中无论是“再现”说还是“表现”说，就总体倾向而言都是重内容而轻形式的。他们认为形式和内容虽然互相依存，但两者不是平等关系，而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只是消极地服从于内容。另一种是形式主义，从俄国的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捷克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英国的“新批评”派等文学观念之中，都将艺术形式推到了极端化的地步。这种纠结在文学作品本文与语言、内容与结构、理念与叙事上的纷争，显然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正确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首先要强调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又不能忽略形式创造的价值与意义。形式创造始终是艺术创造的基本原则之一。换句话说没有内容的形式是形式主义，而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状态孔子称之为“文质彬彬”，其实讲的是一种艺术的和谐论。
跳出文学的框架，朗诵艺术中谁是内容谁又是形式呢？我觉得作品所描述的内容：包括思想情感、旨趣意蕴、故事情节、结构布局、遣词造句等等都是朗诵关照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了文学中所称为形式的那一部分，例如叙事作品的叙事结构、诗歌中的节奏美、建筑美等。
《乡愁》的朗诵把握住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从内在感情上抓住了作品浓浓的思乡情怀，诗歌意象上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寄托了作者绵长的乡关之思和忧切的家国之情。乡愁是中国文人普遍关照的一种传统心理体验，化做情绪容易，捕捉具象困难，但作品中的乡愁确是实实在在的人事情怀，自然天成，质朴无华。朗诵者也已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口吻，在舒缓沉郁的节奏中开篇，在波澜将起处收束。特别是诗的前两部分，没有语势上的大起伏、节奏上的大波动，将景与物，人与情以一种忧思感伤的情绪说出。《乡愁》的文眼可以概括为两个词，一个是“距离”一个是“无奈”。“邮票”和“船票”勾勒出空间的距离，“坟墓”是阴阳相隔的生命距离，“海峡”则是故土难归的心灵距离。前两种距离尚可有“寄托”，生命的距离也是命运的必然，只有可望而不可及的心灵距离才是最大的煎熬和最深切的无奈。所以在处理时，后两部分摆脱了平铺直叙，感情的闸门开启，充沛的情感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直到喊出那胸中积聚以久的块垒，朗诵者的感情几近失控，声音中充满了渴望、无奈、悲哀甚至愤恨。
朗诵表现“距离”的手法值得称道，距离产生在两端之间，因此由两个人同时朗诵最能表现出距离感。一个声部是男声的厚重，一个声部是女声的凄婉，空间的互现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距离感。另外女声的角色又和作品中的母亲、新娘、大陆等意象相对应，更增强了这种距离感的真实和具体。
朗诵时两人首先分别朗诵一遍全诗，没有交流，仿佛是两个不同时空下的人在各自抒发自己的情怀，一个站在大陆的海边翘首，一个站在阿里山的山顶眺望，拿交响乐作比，此时像极了交响曲里的呈式部，将主题呈现，不是一遍而是两遍。紧接着第二遍两人交错朗读，类似于演唱时的二重唱，一句一句交替进行，这时的朗诵就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感，朗诵的节奏美应运而生，这是单人朗诵所达不到的效果。朗诵的最后部分，两人合诵了最后一句“大陆在那头”，将整个作品以一种恢宏的呼号推向高潮，整个朗诵由于二人的协作营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美，很好的体现出了“距离”和“无奈”的文眼，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以闽南方言朗诵的女声部。方言朗诵出现在正式舞台上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方言类节目却在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我不想重提方言的存废争执、也不想拿出推普与保方的矛盾这一老调话题，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我的观点是：推普自有推普的道理，但方言更有方言的魅力，二者是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大部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弘扬民族文化、拯救文化遗产的字眼出现在“方言”之前让人不舒服，因为人人都知道，文化需要弘扬的时候，遗产需要拯救的时候，也是它们行将就木、奄奄一息的时候。佩服这个节目的策划，能想出这个点子，用余光中先生所熟悉的闽南方言，用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来处理这篇作品，毕竟作者思念的故乡不是银装素裹的北中国，不是丝竹细雨的江南，也不是粗犷豪放的陕北，作者思念的是操着浓重乡音的一衣带水的闽南故乡。古人云人生有三大乐事，他乡遇故知便是其一，而乡音又是最显著的标志，听见乡音似是故人便是人生最大的快慰，这是不曾远游没有漂泊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情感。余光中是这种情感的集大成者。无论方言的韵律是否优美、方言的平仄是否工整，方言的调值是否生硬，在这时，在《乡愁》的朗诵过程中都变得不再重要，就像意大利的歌剧用中文来唱怎么听也不是那个味儿一样，我相信许多人在心中默读乡愁的时候，是非用家乡话默想不可的。这里没有传播文化的责任，没有促进交流的义务，甚至没有保护和传承的动机，有的只是表现内心世界的需要，而表现得最佳形式无外乎用内心最想说的话，最自然的方式流露，方言是不能回避的文化承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