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新主张被推翻，两次辞相两次再任，放弃了改革。这首诗是王安石罢相之后退居钟山后所作
雪花还是梅花，似雪花又似梅花……月影绰绰，依稀仿佛中，暮年王安石兀自立在栅栏边，遥看风中颤舞的飞雪和被雪抢夺了镜头的一树梅花，费了好大劲才展露一丝微笑，吟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暗香浮动于墙角，于冰天雪地、寂寞开放中。
一首《梅花》，遂成绝唱；一位老者，因《梅花》愈益傲然。
此刻的王安石，像一只闲云野鹤，正在半山园，一块远离繁华与喧嚣、却拥有腊梅与清静的飞地，刻意扮演着一名村夫野老、一位自甘清贫的隐世者，与世称王荆公、又号临川先生的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几无相仿。
致仕后的王安石无疑是孤独的。
半山园，地处一片山坡，为王安石费心所造，但怎样看都脱不了寒碜，“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如逆旅之舍”，连个院墙都没有，只能算一个荒郊野外的小旅店。既不愿寄居京城，又回不了魂牵梦萦的故乡临川，便只好草草于此。
半山园里的王安石，有时枯坐一隅，有时翻翻旧信笺，有时整理整理尚未删定的《字说》。
走出半山园的王安石，则往往骑一头秃驴、捧一卷经书、携一片林风而过。在他脚下，落英缤纷，禅声悠悠，山路向远。
这种寂寞，这份宁静，其实是曾经的“拗相公”乐意独享的。然而，这座荒山野店，却又时不时地冒出几个不速之客，令他徒增烦恼。
某日，前宰相陈升之闲来无事，不期而至。陈老先生远道来探视另一名前宰相，摆的是大阵仗，“舟楫衔尾，蔽江而下”，两岸立满了看热闹的民众。王安石十分不悦，却也不得不骑着毛驴前去相迎。
再有，公元1084年，被贬至黄州的苏轼顺道来访，在此呆了整整一月有余，王安石也陪了一月有余。数年前，王安石捐弃前嫌，出手救下了深陷“乌台诗案”的“政敌”苏轼，眼下，他又好心劝其在此置地购宅，做好邻居，未获响应。
更为气恼的是，连吕惠卿也来烦他。对于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刻骨铭心，是他心底永远的痛。然而有一天，吕惠卿修来一书，说要登门求拜。面对反复小人，王安石无法豁达起来，只好表示“不如相忘于江湖！”
拂去了尘念的王安石，谢绝了往来应酬，也辞谢了恩主的诸多赏赐，到了后来，竟连这座破败的半山园，他干脆也捐给了山寺。
…………
古来圣贤多寂寞！孤独与无奈，其实是智者或圣贤与生俱来的，但他们往往能巧妙化解，修成正果。孔子孤独，能修《诗》正《乐》；老子孤独，遂有《道德经》问世；司马迁孤独，屈而作《史记》。即便同时代的范仲淹，也退而赋《岳阳楼记》，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名言。
同样一道难题，王安石做起来却不免感到棘手。虽说，此时的王安石已然是淡泊养性，绝意功名，但新法仍在延续当中，因他而起的种种纷争也远未消弭。他是个明白人，既然无法倡言“今人未可非商鞅”、无法高歌“不畏浮云遮望眼”、更无法礼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就干脆躲在山中吟风弄月，讲经论道；既然无法再以孤桐、古松自喻，他也不怕，因为他至少还拥有梅。
梅是耐寒、耐旱、耐寂寞之物，其性超绝。在王安石的眼中，简直就是高贵、圣洁、不屈的象征！再无情的风雪，也挡不住那几枝孤独的梅花义无反顾地悄然开放。他期待，此刻他置身于外却又默默为之祈祷的新法，能似寒梅开而不败。然而，事实又一次令他深感屈辱。
公元1085年，宋神宗在接连遭遇两次永乐兵败后，一病不起，黯然辞世。“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神宗的离去，带走的何止是鱼水相投、千古一绝的君臣佳话？更有新法赖以维系的最后壁垒。神宗这一走啊，走得国本岌岌、人心惶惶。蓦然惊起的王安石，再也不能充耳不闻窗外事了。
然而，待高太后临朝复制并起用蛰伏已久的司马光为相，荆公也只能仰天长叹：“司马十二作宰相矣！”又，等到司马光于元丰八年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保马法；元祐元年二月，罢青苗法；三月，罢免役法……神宗和荆公所推行的新法悉数罢去时，风烛残年的王安石再也按捺不住了，痛声责道：“亦罢至此乎？”
让王安石痛心疾首的还不止于此！一天，一个举子从汴京而来，荆公问他京城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举子如实回答：“最近朝廷有令，学子们不得看《字说》。”
荆公沉默良久，摇头苦笑道：“法度可以更改，文字也不能作吗？”
这天晚上，王安石彻夜难眠，在床前走来走去，直到天亮。
此时的王安石除了孤独、无助外，明显地多了一份悲情。他一以贯之的愿望与一息尚存的坚持至此已彻底被摧垮，徒留哀惋。忧病交加的王安石终于蹒跚走向了尘世的彼岸。一首《新花》清楚地披露了他此刻的心境：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柢须臾，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新花与故人，无论鲜艳，抑或悲催；无论流芳百世，抑或遗臭万年，皆与我何干？！
归隐山林的王安石是豁然的，却又是纠结的，然而愈是逆境加身，他的头脑愈发地清醒起来。他自知来日无多，于是穿过夜幕回首来路，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仁宗时上万言书，力主变革图强，不料却让人张目，视为异类；神宗时返朝入对，主推新法，两度为相又两度罢相，几起几仆，一言难尽……王安石既谦谦于“辅世无贤业，客身有圣世”，认为自己并无多少贤业，只是遇到了神明的君主，也不由慨叹“独守千秋纸上尘”、“丹青难写是精神”。他料定，纵使过了千百年，坠入历史迷雾中的他以及他此生所求所为，亦难有尘埃落定的一天。
貌似公正的历史老人，的确也是无情的判官。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上说：“王安石的故事是中国历史里的一大题目，几世纪以来对他作褒贬者不知凡几，迄至现代仍左右国际的视听。”好在身后的王安石，已看不到《宋史》是如何对他涂鸦的，也全然听不到列宁、梁启超等人追赠他的美誉了。
王安石是喊着“大宋”的名字离去的。离去时，据说没有留下任何碑道，哪怕是一座无字之碑，唯有屋前墙角那几枝略显卑微的梅花，依然孤寂地自开自放，逸出缕缕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