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训中烙印着佛教色彩是有其背景和原因的。
第一，自汉代以来被尊为主流意识的儒家学派，对佛道两家由冲突、排斥，经过几百年的纷争，至唐代趋于吸收、融合，形成了以儒家为首，佛道为辅，三家并存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佛道学说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被官方及学术界认可接纳，其地位得到全面提升。这个总体文化形态覆盖了统治阶层、学术界、民间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其间的女训著述自然亦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容易被人接受的部分释家学说；
第二、佛教本身有其特有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儒家思想所排斥、忽略和缺乏的。佛教主张世间一切事物皆为因缘和合而生、“一切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净”。“苦”是由自身的“业”、“惑”所致，摆脱痛苦要修持，转变世俗欲望与认识，超越生死轮回，以达最高境界——“涅檠”。一方面，佛教思想解答了今世痛苦的原因，追求幸福要“空”；另一方面，佛教直接给出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答案，就是修持心灵以求来世。这两方面恰好填补了儒家强调人世、治世，而忽视人的心性需求和自然属性的缺陷。
第三、女性的特有地位与需求。中国古代社会，男性是主导群体，历代为官制度均把女性排斥在外。唐代正式形成的科举选士制度使之更加规范化、法律化。科举功课全部为儒家思想典籍。男性的启蒙幼学及成人为学完全围绕着实现最终的科举选士。女性则不具备实现科举的途径与目的。唐代才女鱼玄机曾有诗云：“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女性被排斥于科举门外，使得女性群体的为学完全以修德、心性和身体的健康为核心。她们的地位与自身特性使之对接纳佛教学说有更宽广的心态空间和自然需求。佛教思想对于女性显得更加亲切。由此，其时的女训著述吸收佛教学说就具备了女性自身的理由。那么，《女论语》佛教色彩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思想内容：《女论语》在对女训的表述及要求上与儒家传统观念存在著明显不同：
1、专门论述了如何融洽夫妇感情。“事夫”章告诫女性要从衣、食、住、行等多方面关心、侍候丈夫。如此才可得到“相敬如宾、和乐琴瑟”的幸福生活。
2、具体训诫中多处显现了佛教的轮回转世等观念。《女论语》“事夫”章中写道：“前世缘分，今世婚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强调了男女能够成为夫妻，是因为前世修得的缘分。这里明确表述了夫妻恩爱也是由于“相因”。夫妻双方应该珍惜现世的姻缘，求得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是缘分注定的。这正是吸收借鉴了佛教，“诸法因缘生”、“诸行无常”的观念，完全符合了世间一切皆为因缘和合而生的佛教教义。再如“事父母”章：“设有不幸，大数身亡。”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的气数已尽，这反映了佛教缘散则灭的思想。佛教认为人生如梦，世事无常，一切皆由缘分。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是“完此劫数”，即开始下一个轮回。“大富由命，小富由勤”。同样反映了佛教“欲知前世因，今世受者是”的宿命思想。“训男女”章中又写道：“扫地烧香，纫麻缉苎。”意思是说，母亲应该教育女儿烧香敬佛之礼和持家、女功之道。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敬佛烧香已经和女功一样，成为妇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小学得。母亲在此又成了佛教在家庭中传承的媒介。该章中又提到：“男不知书，听其弄齿；斗闹贪杯，讴歌习舞。”对于男子的恶习，母亲必须从小加以约束管教。这些词语虽然不是取诸佛经，但其思想精神则符合戒律中的戒酒、戒淫、戒嗔、毋妄语、毋两舌等戒条。“事舅姑”章中的“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更是将儒家的孝道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结合起来。
3、夫妻地位的规范界定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为妇之道的核心由儒家传统的“敬慎”转变为“恩爱”。其男女情感成分显著增强。表现为：“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衣衾。”
4、夫妻合葬。唐代之前夫妻合葬因不符合儒家礼制而不多见。《礼记》说，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但唐代以来，夫妻合葬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丧葬风俗。“合葬非古，行自周年，遵礼而循，流于唐日”。合葬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吸收佛教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
5、孝道。孝道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生前的孝敬赡养和身后的安葬守孝。而佛教的命定、业报思想，使人更加重视对父母终究业报的救赎。佛教在完成了中国本土化后，其关于“孝”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终极关怀，消除业报。《佛说盂兰盆经》关于大目犍连救度母亲于地狱的故事，可以说是佛教的“孝经”。儒家历来主张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只讲祭祀祖先，佛道讲求超度。反映在《女论语》中，就是为病中父母“祷告神祇，保佑安康”的宗教色彩。如果忤逆不孝，将会“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这种明确不孝所要遭受的报应，实质是一种宗教式的谴告。
第二、文体形式：《女论语》中的佛教色彩，除了受儒释道并立的文化总体格局影响外，还与作者作着便于流传的主观意图有关。作者宋氏姐妹出身儒学世家，后人宫廷担任女师。从其作品以韦逞之母宣文君和班昭口吻著述来看，其创作主旨是效仿前代女贤，继承、传播儒家妇女的价值观，有代圣人立言的倾向。作者从佛教的传播上受到启发，在作品形式上借鉴了佛经“俗讲、变文”的形式，行文通俗，表述具体、生动，以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哈佛大学韩南(P．Hanan)在《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指出，“唐代白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其原因或许是因佛教是外来思想，虽然也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影响，却不一定恪守古典书写文字的形式。或许是因为寺院的主持者们认为僧尼及其它信奉者较愿接受白话，已经形成了一个听众及读者群。……两方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面的因素必然会推进白话文学的发展，也会刺激那些原已存在的世俗口头文学的发展。当时许多高僧都作‘俗讲’，以吸引大批普通听众。”宋氏姐妹是唐代有名的才女。据《旧唐书·后妃传》记载：“德宗俱召人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受赏欢。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莘姊妹应制。每进御，无不称善。”可见，她们的文化素养很高，完全可以用传统儒家著述的文体撰述其作品，但她们却采用通俗易懂、近乎白话的行文风格，使其作品便于流传。内在深层的目的是将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融汇在耳熟能详的具体生活场景中，生动、真实，亲切。使读者一目了然，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这种文体，并不是当时儒家学者的著述行文的主流。《女论语》作者是受到当时佛教“俗讲、变文”的影响。唐代僧人多将《华严》、《法华》、《维摩》、《涅檠》等经文用通俗的言辞，结合故事记叙，在集市、庙会中宣讲或说唱，谓之俗讲、变文。诞生于唐代早期的禅宗著名经典《坛经》，即是采用了唐代白话语录体：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心好命又好，富贵直至老；命好心不好，福变为祸兆。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贫夭。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不难发现，《女论语》与《坛经》的行文方式如出一辙，非常相似。宋氏姐妹借鉴宗教传教的文体著述儒家女训，是她们看到了宗教文体的价值，便于快速和广泛地流传。这种价值恰恰是传统儒家典籍所缺乏的。外借宗教的文体形式，内传儒家思想核心，这种独特的构想，显示了宋氏姐妹的聪慧与良苦用心。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文化格局，对中国传统女训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儒家吸收了佛、道教中的部分学说，重新界定了诸如妇道、母仪、贞节、孝道等儒家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借鉴了宗教的教义、戒律的形式，使唐代女训更加具体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