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