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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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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多用绢,钩勒精细,刻画严谨,用墨则层层渲染,凝重恬静;元代山水画多用纸,利于干笔皴擦,“不为法缚,意超象外”,墨法则干、湿并用,变化莫测,一片莽莽苍苍。可以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融洽宋、元,已然大成。元以后,明清两朝,山水画明显逊于宋元,没有了宋元山水画的那种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即对那种奇峰突兀、色彩夺目、大气磅礴的长岭巨壑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神往之思,尤其北宋徽宗时煊赫千古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更令余魂牵梦绕。此图墨色深厚,使石青石绿光艳照人,神采飞动,成为大青绿山水亘古难逾的巅峰。余习画时的范本彩色印刷质量较差,画面小且模糊不清,也许正是那种“含蓄”,使青绿山水更有一种神秘感。及至后来细想起来,当时对青绿特别感兴趣,多半是因为青绿山水构图恢弘,章法多变且比较理性,法度森严又古雅朴蕴,加之石青石绿与旧绢帛色彩对比强烈,极具感染力。幼时美好的感觉始终萦绕在余之心头,一直没有放弃对青绿山水的追求,时常临摹或是搞些小幅的创作,但对青绿的认识,总是停留在对古人的学习与继承上,没有想过要如何去发展创新。在山水画成宗独立的1500佘年间,青绿山水应该是发展与成熟较早的一种创作样式。由魏晋到唐宋,逐步达到了青绿山水画的创作的顶峰,两宋画坛涌现出一大批青绿名手,除已提及的王希孟外,尚有董源、王诜、赵伯驹、钱选、赵孟颛等一大批画家。 宋元以降,笔墨在山水画创作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日渐明显,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追求与北宋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实,早在北宋时期以苏轼、米芾为代表的文人学士的“主张清新与天工”、“得之象外”,“萧散简远”等,就与青绿格法相背离,但苏东坡潜意识中仍存在着青绿为正宗的想法。由于文人画的观念影响,促使画家们在创作中融合各种风格之长,于是,青绿与水墨两种风格的山水,经王诜、赵令穰等人的手,竞奇妙地融合起来,形成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小青绿。元代水墨画的崛起,对青绿山水尤其大青绿的发展是个不小的打击。文人士大夫认为工笔青绿多是民间工匠所为,不能代表山水画的主流而渐为不齿。水墨山水的变革对山水画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但也不同程度地扼杀了青绿山水的未来,大青绿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明清及近代仍有青绿大家,但多半都是兼涉青绿,如文征明、沈周、仇英、董其昌等等,其创作也多为小青绿,只有仇英作大青绿。大青绿走向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阻碍青绿山水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制作性强,工序复杂,对颜料要求高等也是很关键的因素。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那种任意放达,写胸中逸气,不受羁绊的超脱思想与青绿的内在抵触显而易见。青绿的格法与平淡天真、率意自我的创作思维格格不入,一味追求装饰韵昧而忽略笔墨的重要作用,这对视笔墨为第一位的水墨创作来说是很难相容的。但无论怎样,青绿山水的种种优势,使历代山水画家都很难将其丢弃,小青绿的出现便是水墨与大青绿之间的折衷。小青绿既兼顾青绿山水的精华,又融合了水墨山水的一些特点。所以,明清以来的青绿也多是小青绿画法。这种画法更能体现出山水画传统的博大深厚与兼容并存,同时也显示了创作思维的变化对创作样式的影响。整个山水画的历史也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种观念影响及外来艺术的冲击下,不断调整、融合的结果,从而达到一种中庸、中正、安和的理想境界。中国的山水画所追求的状态,从本质上讲就是这种境界的理想定位。这是中国的山水画能够统领中国美术史1000余年 *** 的真正原因。 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和不确定性,很难把握其在特定时期会出现什么特定的面貌,这就为青绿山水重塑辉煌提供了可能性。如何增强青绿山水的文化内涵,使之既具有严谨而合理的程式美,又能生发出水墨意韵,达到一种法度与个性相通***融、相映生辉、相映成趣的高妙境界,从而体现出中国山水画真正的光辉与精华,这将是有志于青绿山水画创作的画家们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