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群位于孔望山南麓西端的断崖上，分布在东西长 18米，上下高约8米的范围内。造像群像有三种：浮雕造像、小龛内的线刻画像和附属于浮雕造像的台座和灯碗。浮雕造像***有89尊，其中道教的汉装人物像4尊，分别为老子及其供养人、关令尹喜和黄帝。属佛教人物造像***85尊，主要为佛经变故事，核心是位于造像中央偏下部的“涅盘图”，***由46尊人物图像组成，中心人物是高浮雕的释迦牟尼仰身卧像。
孔望山除了造像群这一宗教遗迹外，还发现了其它的类似遗迹，亦有道教也有佛教的东西。在造像群东南侧不远处有一汉代高大石象，它体型雄健浑厚，神态温良驯善。石象左腹刻脚带脚铃，手持长钩的象奴。以钩驯养家象属汉代常见之术，驯象用钩与大象则常见佛家经典和佛事活动之中。石象四足下，均刻出仰莲一朵，更表明了石象佛教题材的性质。再往南较远处，便是汉代的石蟾蜍。战国秦汉，直到魏晋蟾蜍一直被人们视为神物，是辟五兵、镇凶邪、助长生、主富贵的吉祥之物。对有着超自然的神灵信仰的人们来说，只要是免灾降福的，佛祖、上帝、道尊与蟾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宗教内容方面，孔望山遗址有浓厚的道教因素和氛围，除前述有关道教方面内容外，早在 1984年由已故丁义珍先生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孔望山东主峰顶两处东汉至魏晋的道教遗存。一处为“石承露盘”，另一处为“杯盘刻石”，后者位于前者北偏东约15米处。利用“承露盘”收集和餐饮仙露是当时方士和道教常用的求仙之术（考察报告并发表于《文物》1984年第5期）。
“杯盘刻石”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祭祀道教崇敬人物的祭器。这两处重要的石刻遗迹位于孔望山主峰顶上，高高在上，极目远眺，一览无余，给人飘然出世之感，实为理想的饮仙露美酒、求仙拜仙和修炼成仙的绝佳场所。 2001-2002年考古发掘在孔望遗址多处发现古代建筑遗迹。特别是造像群前不远处的台地上，有一处成规模的建筑基址，有汉代绳纹瓦片和云纹瓦当出土。这一些发现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汉代，孔望山摩崖造像群之前的地方，存在着建筑，结合周围的同时期的石象、石蟾蜍等具有宗教因素遗物和此处强烈的道教信息，可以合理地认为汉代此处存在着一座宗教性质的建筑而不应是普通的世俗建筑。在道教中，老子为“大老君”尊为后圣，其下的东海君为古东海之神，被奉祀于“东海庙”。传世汉印有“东海庙长”，为三、四百石官吏（相当于东汉—小县之长）之印，表明东海庙是东汉时期由官府管理和一处极为重要的道教庙宇。宋代赵明诚所着《金石录》收录了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东海庙碑》碑文。该碑的碑座据有关考证是孔望山脚下的石碣形碑座。总之，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因素、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早期道教的重要遗存——“东海庙”应当就在孔望山遗址之中。表明连云港地区应当是东汉海滨地区的道教中活动中心。
孔望山以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宗教类遗迹，是道、佛并存，而以道教为盛，是符合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实际的。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讲究的方术神仙之学，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道。在秦汉时期，在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大众中很有市场。道教的黄老之学在西汉前期一度成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东汉末年张角则借太平道发动了规模宏大的黄巾大起义。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佛教。一种异域文化，要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地位的抬升，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佛教与道教一样有神仙极乐世界的美好描述，有摆脱人生苦恼，成仙成佛之道，再实际一点的是祈福免灾的现实功用。这样一种***性，加上中国早期教派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佛道并行，甚至***存于一处宗教信仰场所既是一种正常，亦是一种必然。东汉的楚王刘英（其王都在连云港市毗邻的邳县一带）据正统史书记载是既“喜黄老（道教），学为浮屠（佛教），斋戒祭祀”，是佛道不分，诚信之至！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汤用彤又指明东汉的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孔望山摩崖宗教类石刻则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资料。
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中东汉时期佛教题材内容的发现，将中国摩崖佛教石刻上推了几个世纪，比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还早200多年，被誉为“九州崖佛第一尊”。它的发现对传统的中国佛教史、艺术史和和中外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提出挑战性的课题。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佛教是由“陆上丝绸之路”由西传入中国，然后再向其它地方传播的，然而，孔望山的这种早期的佛教的摩崖造像为什么没有在最先传入佛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出现呢？有人就认为这和东汉时期徐淮地区浓厚的宗教气氛和鲁南苏北汉代发较的汉画像石雕刻技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有人认为佛教的传播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个途径外，并不能排除“陆上丝绸之路”终点的连云港也存在着以之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也输入了印度佛教，落地开花，孕育了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题材。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看过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摄影题诗道:“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像,及见流沙白马来。”尽管深入的研究还正在进行,但仅已确认的其所属时代及佛教内容,就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史、艺术史的改写,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在连云港,还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不仅是遥远的过去历史,还是现实的与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