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是以批判与反思的方式记忆传统文化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整合，其中涉及到区域文化的现代建构。寻根文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先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其《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刺激和启发了中国作家，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根植于悠久而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特有的感受性来解读改造西方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形式，从而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精神贫困等难题。1983年到1984年间，后来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就曾围绕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召开过座谈会。1984年初，李陀第一次在《创作通信》中使用“寻根”一词，1985年夏，韩少功、李陀、郑万隆、郑义、阿城、李杭育等纷纷著文倡议或宣扬寻根文学的主张，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后来被看做文学寻根运动的宣言，他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认为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人类生存的根”。(10)其次是由于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制约，力图把握它。对“文革”的反思使人们普遍认为“文革”是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倡导科学民主，反思传统以走向未来就成为文革后主要的社会文化思潮，文学经历了反思和改革思潮之后，也开始将反思从社会历史层面深入到向事物本源意义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上，探寻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内在关系。郑万隆认为：“寻根”是“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11)李庆西说，文学成文化的“根”，并不在儒学里面，而是在区域文化中——发源于西部诸夏的老庄哲学、以屈原为代表的绚丽多彩的楚文化，以幽默、风骚、游戏鬼神和性观念开放、坦荡为特征的吴越文化等等。郑义、阿城还对五四以来新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提出批评，认为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有阻碍民族文化之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总之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这些理论使寻根作家们始终保留着一份政治、人文理想和深刻的自省意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伴随现代化浪潮而来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使人们不得不面对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评价问题，李庆西说他们当初倡导文学寻根的主要意图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的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12)。雷达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13)这一思潮在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质疑和批评，有人担心这一思潮会导向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寻根文学作家们将关注视角指向僻远、蛮荒、原始的非正统文化聚居区域的生活文化形态，与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相距较远，致使寻根思潮迅速被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写实小说所冲淡，此后有寻根倾向的一些长篇小说则具有了“后寻根”的特点，其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度广度都超越了那一时期倡导者们的创作。
汪曾祺的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被看做寻根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作者家乡江苏高邮地区市镇的旧时生活，展现了那里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及民间生存伦理和规范。《受戒》对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爱情的描绘表现了质朴自然的人性，作家人为地将现实社会悬置起来，把笔触深入到存在的本真处寻找生命的价值意义，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的小说细致入微地考察了故乡高邮市镇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极大地拓展了文革以来文学表现的空间。他的小说呈现的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用简洁质朴的散文化笔法抒写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善于发现民间独特的生命活力，善于表现普通人内在的欢乐，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4)，他的艺术追求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精神旨趣上内在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小说接续了沈从文的文学选择和审美追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郑万隆笔下的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族生活等，都可汇入“寻根”所诱发的民俗风情叙述潮流中。其次，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民俗风味小说”，如邓友梅笔下的北京，冯骥才的“津门系列”，陆文夫的苏州小巷等，对城市生活和风俗沿革的考察是广泛而深入的，对普通市民言语、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刻画，细微而又传神，带有明显的寻根特征。
寻根作家在思想倾向和价值评估上，较之伤痕、反思和改革作家们要复杂暧昧许多，他们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孺慕之后，开始了反思，开始对“不规范”的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在创作中展现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区的民风民俗中的文化蕴藉，挖掘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的文化精髓，而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传统，则持批判、拒斥的态度，从而接续了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传统。
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发表于1984年，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作者却有意淡化了故事发生的政治时代特征，消解了社会矛盾，从人的基本生存层面(吃)和精神层面(下棋)来表现普通人在“文革”中的生活。王一生是一个天生柔弱的知识青年，他对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吃是生存之需，是基本的生存欲望，而下棋则是他的精神需要，是他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他是一个被政治和时代边缘化的人，内心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想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只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化的一种方式，于是下棋成为王一生生命存在的方式。当王一生战胜曾经的县冠军成为棋王时，他已经成为一座雕塑，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下棋”成为生命力的展现，他通过“下棋”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的人生哲学是中国道家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具体表现是：不随流，不合污，矢志弥坚，操守如一，超然于世，解忧散怀，寄情养性，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等。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小说蕴含着作者对自由境界和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自觉追求，折射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人们自觉超越的良好意愿。小说对人物“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的极力渲染，本身就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那种看似纯然的出世精神蕴含着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欲望，小说用“王一生”这一略显极端的人物表达了自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理想精神的尝试与探索，把道家思想作为人们在“乱世”中超越世俗生活的凭藉。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在他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中实践着他的理论主张，他善于以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扑朔迷离的形式感来发掘人性中的惰性和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在《爸爸爸》中，他塑造了丙崽这一文化意象，丙崽是永远长不大也死不了的白痴、侏儒，他长相丑陋，思维混乱，言语不清，行为猥琐，盲从迷信依附，他生活在近乎静态封闭、愚昧龌龊的鸡头寨，这是一个偏僻落后又充满神秘感和巫术感的几乎原始荒蛮的村落，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意在把愚昧、蛮荒、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抨击与放大。这种原始意识主要表现在：鸡头寨人相信万物有灵，丙崽娘曾烧死过一只绿眼赤身大蜘蛛，冒犯了神明，所以生下体残心呆的儿子；他们畏天祭神，烂了秧就拿丙崽祭谷神，祭神时听到惊雷，就以为是上天对这瘦瘪瘪的祭品表示不满；村民们还笃信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释、预兆、禁忌等，比如他们认为蛇性淫，见妇女就挑逗；人吃了鱼和鸡会腹生活鱼活鸡；贴红纸可以避邪，灌大粪可以治好疯病等；他们认为咒人“背时鸟”可使人绝后；取所爱女子头发一根系在门前树上，念“花咒”72回，就能迷住女子；在“打冤”之前，他们请巫师指点，以砍牛头之后，观牛进退来预卜战事胜负；他们固守原始而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长辈权威，他们立祠堂、修族谱，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都必唱古歌，小说结尾鸡头寨大败后，有话份的老者仲满熬了毒药水，让老弱遵照列祖列宗的先例服毒而死，大家都乖顺地照喝不误；不仅如此，村中的青年和孩子们还把对侏儒丙崽的侮辱当成大家的乐事，随意对他施加兽性般的摧残，村寨之间械斗“打冤”成为遗风民尚，男人们好勇斗狠，集团仇杀的事时有发生。凡此种种，延续几千年，才产生了丙崽这一文化意象，韩少功把传统文化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浓缩在丙崽身上，丙崽的产生正是中国文化丧失了“根”的结果，这一人物形象传达出作家对传统文化既眷恋又痛恨的窘境，丙崽不仅长不大，而且长僵了，我们的文化缺少自我批判和创新的能力。作者把丙崽作为一种意象成人生的象征，把他所生活的氛围和环境看成一种凝固了的社会空间，小说揭示出的这种生命形态成为我们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至今还保存着的民族生存形态，同时，它也成为一种稳态的意识结构渗透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韩少功将它进行变形的夸张与放大，其目的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作者的探索还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没能为未来文化的创造与建构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方法论上的启示，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此外，小说的文体实验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作者采用了打破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打破时空界限，吸收欧美现代派时序颠倒、多角度叙述、幻觉与现实交错等艺术手法，使小说弥漫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扑朔迷离的神秘感，作者滞重的叙述语调，整个作品阴郁压抑的情感氛围，及在神秘的叙述之中所透露出来的象征意蕴，显示了作者对这样一个衰败腐朽发霉的“种族”的悲观与无奈，促发读者去思考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小说对山地的风俗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以及糅进的神话描写也为小说的内容表达和形式表现增添了赏心悦目的色彩效果。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将笔触深入到“历史”的纵深处，在“高密东北乡”——那片充满野性活力和原始生命力的生活场景上，在“我爷爷”和“我奶奶”们热情奔放、无拘无束的生命激情中寻找中华民族骁勇强悍的血性，他们的野性蓬勃的生命力幻化为那一片红红的高粱地，然而，他们那原始野性的生命力能给这片土地带来富庶荣光与现代化吗？
关于寻根，作家们或以自己的理论，或以自己的创作，来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的思考，探索的真正目的都是为着人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一寻根热潮中，我更尊重和敬佩史铁生的文化探索及其意义，他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我与地坛》等都表现了一个肉体残疾者对社会人生和世俗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思考，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他对伤残者命运和痛苦的持续关注早已超越了个体生命的体验，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对人类精神“伤残”现象的人文关怀，他的小说也写伤残者的生活困顿和精神困境，却没有自怨自怜自叹，他把写作当成个人的精神探索，这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用温情而又感伤的笔调诉说着命运的荒诞无情与人类宿命般的抗争。他对“寻根”的阐释，是对寻根文学意义的最好总结，他说：“‘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他认为寻根“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15)寻根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寻根文学作为思潮会成为过去，但寻根作为一种文化冲动，却永远不会消失。只要还有寻根的冲动和愿望，人类就有到达彼岸世界的希望。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寻根文学在文学史上被指认为历时性的、进化式的发展逻辑，似乎时间的更迭预示着文学阶段的完成，其实对伤痕的书写，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人类文明之根的寻觅，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们一直都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内容。伤痕文学虽然在冲破极左文艺路线的各种禁区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却将叙述核心停留在“社会与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反思文学超越“表层控诉”，转向“更深广的历史内容”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上，出现了更具有包容性和重大悲剧美学意义的作品，但二者的突出特点就是对“过去”的追忆与抚摸，而忽视了曾在发生着的现实生活，改革文学受到主流文化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它的“当下性”，因为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和反思之中，人类“健忘”的劣根性，追求“当下”快乐原则的自然本性使人们更加注重当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经济中心的转移，“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都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一味揪住“过去”显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有悖于人性的自然发展，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矛盾也亟待解决，改革文革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以来“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小说思潮。但对伤痕的反思被改革文学的春风彻底终结，也引起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忧，寻根文学的倡导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正，我更愿意把寻根文学当作反思文学的延续或深化，而人的发现无疑是这一系列文学思潮的根本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