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沐
入世者
星期天，一个叫阿雄的男人很早就起床，他用十分钟冲了个凉，对老婆做的早餐视而不见，趿上皮鞋（不穿袜子），穿过被水冲得阴凉洁净的堂屋，到门外一家只经营早餐的小店，吃三块钱一碗的汤米粉。金红色的热带阳光把印度紫檀朝阳的一面照得光鲜油亮，把浓郁的阴影奇异地留在树丫深处，这些对阿雄这样的老海口人已经是视而不见了。他来到支在门口、仅有两个桌子的小店，在那里还能碰到两三个同一条巷子住的居家男人，他和他们一样，仰靠在塑料靠椅里，架起二郎腿，坐上一两个小时。他们不怎么说，因为他们昨天前天在同样的地方见过面。他们的眼睛看着别处，比如说小巷口，也不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出现什么状况，比如他们熟悉的另一个居家男人“突”地开着摩托走了，他们可能就这个男人聊上两句，接着又是眼睛平和地看着某一处，什么话都不说。
山高皇帝远，海口人有着一套自己的语言，一种类似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的语言。不仅是语言本身，还包括说的内容。这种语言的本质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生活本身和生活的本质。无论男人女人，人们凑在一起，用一种无法书写成文字的语言，聊的都是生活；也无论这些人的职业是司机、公司经理、银行职员、或公务员，他们言谈不涉及政治、文化、艺术、国际时事或者国有企业改制这些大得无从说起的东西，他们只聊人和人的日常生活，像闭塞的乡下人，只关心吃、钱和门口的那些事；他们只关心生活本身，不在乎其他不着边际的事情。
阿雄坐到半晌午的时候回家。他回家也不做事情，女人都做了。他只负责赚钱，如果没钱赚，他只负责喝茶，女人也没有什么怨言的，大家都习惯了。下午五点左右，热带的太阳不那么猛烈了，他再次出门坐到马路边，女人们也会结伴出来，他们是出来喝下午茶。虽称之茶，确是扎实的吃食。有海产，有动物禽类的内脏，也有烤制油炸面点。女人们喜欢补以甜食或鲜美的海产，男人们则更喜欢动物内脏，那些食物的作用就是能温暖人心。
吃下午茶更多的是为人与人之间联络，大家聚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说说话。之后，女人是要回家做饭的，她们到时间就撤了。男人们则以各种方式联络，可以不以任何理由在一起吃饭，事实上“吃饭”就是强有力的理由。他们想尽办法聚在一起，一吃吃到八九点。凑不到人堆里的男人回家吃，吃完还要出来的，坐在路边的老爸茶店，等着跟一两个认识的（总会有认识的）再聊上几个小时，直到困了回家睡觉。
如果是工作日，阿雄会把早餐时间提前点，但，段是要出来吃的。没有人请中餐晚餐，早餐还是请得起自己的。那是男人的面子。吃是海口人一天的大事，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一生的大事，他把一天的饭吃舒服了就一天都舒服了，这个海口人就会觉得生活很幸福。
所以，海口是一个以吃为主的城市，街道两边分布的主要是食肆。繁华街道两边是大饭店，稍偏僻点的是来自“大陆（海南人把整个内地叫做大陆）”各省份、各种口味的饭庄；别进小巷，则是彻底地按当地特殊方式经营的排档，也就是开放式的、布到马路上的街店；另外还有家庭式的食点，它营业就在自家门里，售着煮海螺、糯米粑粑或者削皮去核的水果，你坐到门口的小凳上慢慢吃，吃完把钱放在小凳上，仿佛是到别人家尝了尝外乡带来的特产。
如果说，一个北京人全身的重点在心胸，一个上海人全身的重点在大脑，那么一个海南人，他全身的重点则在嘴巴。而且，这个嘴巴是用来吃而不是用来说的，海南人的嘴巴用于说话的训练，较之“大陆人”可能要少得多，他们平静快乐地把山珍海味珍奇果蔬默默地吃下去，并不由此发表更多的看法。
出世者
大张是海南建省后“十万精英下海南”时的“闯海者”，摔断腿前在政府办公厅做秘书。他对人说，他在最辉煌的时候活得像李连英，虽是个不起眼儿的职位，却仿佛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疯得不能再疯的时候，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那老婆是个聪明人，由着他在国内折腾，待未来有了着落，就一纸离婚书寄到，狠狠地让大张作了孤家寡人。
接着大张就摔断了腿。断了腿还不识闲，让人抬上车，单腿开车到海口东边一个叫铜鼓岭的地方。他玩的是疯狂，玩的是啥也不在乎，即不在乎自身，也不在乎自身之外的东西。这一次却是个不一样。他已经在家憋了九十九天，平时他连饭都不愿一个人吃，别说一连九十九天一个人吃饭，他觉得人都快长毛了。这天他一个人上路了。上岛十二年，他第一次得闲以一个无事人身份走进热带雨林。他新鲜地看着参天蔽日的大树，围绕树的纠缠不清的阔叶藤，以及琐屑不堪的丛生灌木，他好像想到了点什么，至于什么，他那习惯于报纸语言的大脑暂时还想不出来。接着，他看到身陷阔叶植物丛中的海南农家，他不知道那地方那么憋屈。那本是世外桃源，却没有舒展快意的景象。被周围的植物、猪圈、粗放种植所压迫、裹挟、纠结一团的情景，让他看到人嵌进自然时的破坏和丑陋。他在岛上热热闹闹过了十二年，他在不同的场合激烈地发难：寂寞是可耻的！反省是矫情的！他毫不留情地撇下当年跟他一起满怀理想“闯海”的朋友，认为眼泪和伤感是失败者的自怜。但是现在，自己闹腾了十二年，妻也离子也散，是不是对人固有平衡的破坏呢？他还真有点茫然了。
大张坐在车里发了半天呆，他的脸因为思考变得发木。天色向晚时他继续向雨林的深处走，走了很久，走得都有点犹豫了，不知还有多远才能走出已经暗下来的热带丛林。他忽然非常矫情地认为，得给自己一个目标和一点决心。很久以来，他都没有目标，也不需要下什么决心。他在那个下午，突然感觉自己应该“撑”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决心。他撑着一口胆怯的气，向森林猛开。他都想，大不了出不来，大不了打个求救电话，让人把他拖出来。他非常矫情地看了看手机还有多少电池。不过没多久，他闻到海的味道，他知道离走出树林没多久了。他莫名奇妙升起一股冲动，像刚来海南时那样，迫不急待地奔向大海。呵——他看到女儿似的月亮湾，看到守护在湾边、独自承受千击万打的父亲般的礁石。一边是温柔，一边是搏击，大张那颗被鱼肉了十几年的灵魂，突然出壳了。他拄着双拐，边哇哇大哭，边奔向大海。
大张对我说，他后来又摸黑（开车）爬上了一个叫石头山的奇俊石山，那条石板路，让人感觉车像是开在人的肋骨或动物的大块肌肉上。站到山顶上，再次看到黑夜中的白汪汪的月亮湾，他跪了下来。他说，进入壮年后他第一次感觉到怕。他说，人不怕什么是可悲的，人要是没有畏惧之心就没了廉耻，没了依托。人终是要找个东西让自己敬畏的。
大张的腿一直没好利落，他不肯丢拐杖，现在已经一年又一个月了。他说他不想好。他没说他不想上班。他现在柱着拐开着车每周外出一次，去海边礁石上海钓，或者坐上渔民的铁皮船，到伸进海里的小岛坐上半天。他现在说着和机关干部完全不同的、纯粹海南式的、生活化的语言，他现在的理想是：一块土地，一群孩子！
他者
黄小帅等最后一个客人走后收了他的摊。他是在街头摆旧书摊的，摆的都是他看过的书，还有杂志社寄给他的免费书刊。他摆书摊已经一年了，一年半前他从北京来，谁也不知道他在北京是做什么的。现在黄小帅扛起那些书，像一个盲流一样，慢慢行走在灯火通明食客夹道的大街小巷。他走到一个类似北京三里屯的地方，找了一个中意的酒吧坐下，把蒲包交给招待，由他们放一个妥帖的地方。他要上一瓶啤酒，不紧不慢地喝下。他喝酒时既不匆忙，也不软磨慢泡。他按自己走路的速度泡吧，做其他事情他也这个速度。
黄小帅一年半前来带海口，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住下，他现在没有职业，但不是没事可做。据他自己说，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读书，读到十一点四十五出去吃饭，回来睡午觉，三点钟起床后依然是读书，傍晚出去散步或会朋友，晚上出去摆书摊。他还有一个赚钱吃饭的活计，就是在渔排上卖唱。他能唱英文歌：什么《Hotel California（加州旅馆）》，什么《Have no thing（一无所有）》，当然他是绝对不唱《人鬼情未了》的。他不贪，唱两天之后过很久才再出现，收入比摆摊卖书稍微好点。他每隔半年给一所民办高校带一门课，周收入70元。每年给一本杂志设计6个封面，***收入1200元。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了。
黄小帅读古书，什么《孔子全注》，什么《老子全注》，他说现代的书他已经读不下去，外国的读不起了。他把现代和外国人的书都拿出来卖了，卖的时候抓紧时间再读一两本。他读书却不发表一个字，不正经（只解决吃饭问题）的不发，正经的也不发。外人不知道他那么刻苦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也不说。他三十出头了还没娶妻，倒是有女子与他交往，但显而易见，那不是为结婚的，因为那些女子已经结过了婚，而且比他年岁大。
黄小帅长发长髯衣着不俗。他喜欢别人带他去饭店吃饭，席间，你问他什么，他都跟你说得引经据典，你要是没话头，他也沉默不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没有话，欢喜地吃着东西。除了吃饭他不喜欢跟男人交往，可能同样地，除了做爱，他也不喜欢跟女人交往。他不时地到海口及海口之外的农村溜达，正月里，海口老市区里有香火社他去瞅瞅。正月十五十六有一个相当于情人节的“换花节”，他也去凑凑热闹，给一两个小姑娘换换花。二月里，海口及周边地区的村庄有此起彼伏的军坡期，他从人家起床看到人家祭祀宴请直到客散主人歇，方才饿着肚子回家。他到海口东边的渔村看祭妈祖，到中部山区看黎族人过火把节。有一次他在漫游时偷了一只东山羊，他说那黑羊身上还穿了件浅棕色的皮袄，爱煞了他，他不自觉地就牵了来，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询问，让他毫不费力、毫不羞耻地把那个天堂里的羊羔带回了家。
我们不知道黄小帅这般不“正道”地生活是为了什么，读书为了什么，到处去“体察民间”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也许是一种你我视野之外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像在北方，比如黄小帅此前呆过六年的北京，谁也不大惊小怪，甚至被人发现的可能性都比较小。海口人各管各的生活，谁也不理会别人，让这种比较奇异的生活得以实现。
海口就是这样一个随意、随便、无形、无沉淀的城市。你怎么样生活都行，你愿意怎样活着就怎样活着，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理睬你。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物，你在你的窝里快快乐乐地吃、玩、乐、做爱，没人搭理你，甚至连嫉妒的人也少，大家忙着快活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