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得七零八落；京剧努力振兴，但全部曲目加在一起还没一部美国大片卖得多；《渔舟唱晚》只能作为背景音乐保留在电视天气预报里；女子十二乐坊不是回归古典，而是超级女声的丝竹版，古典艺术的商品化……”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教授赵士林，在宁波举行的“江海文化论坛”上提出，过度商业化正使我们的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这一言论，引起不少网友注意。
近日，赵士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使文化领域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另方面，由于价值失范、信仰崩溃，过度的商业化又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糟粕都汇集到了一起，制造了一个个文化的垃圾箱。
中国青年报：“过度商业化”具体指什么呢？
赵士林： “过度商业化”自然是相对于“商业化”而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化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大趋势。西方早在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际，黑格尔就宣布，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进入散文时代。诗的时代是古典时代，散文时代就是商业时代。在商业化的冲击和侵蚀中，历史从传统进入现代，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没有激情了，没有英雄了，没有传奇了，没有崇高了，有的只是五光十色又平淡无奇的市民生活。随着商业化的充分发展，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逐渐侵蚀一切，艺术、审美都被颠覆，都变成了商品，这就开始了“过度商业化”的进程。所谓“过度商业化”，指的是丝毫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一味追求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地攫取文化市场的超额利润。“过度商业化”迎合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低层次欲望，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恶俗化、低级化。
到了世纪之交，伴随着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转变，“过度商业化”则愈演愈烈。后现代大旗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怎么都行”（借用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话），颠覆一切权威，否定一切传统，推崇享乐主义，主张玩世不恭，人生无聊，价值虚无，过把瘾就死，一切都可以恶搞。平淡无奇又要寻求刺激，于是后现代艺术大量地制造精神毒品不断地强化和刺激人们逐渐麻木的审美感官。德国著名美学家本雅明曾说：韵味在震惊中四散，这就是“过度商业化”的“恶之花”。
在“过度商业化”的潮流中，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产生了大量糟粕，但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由于中国是在全球化时代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文化上就形成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生的奇异景观，各种价值观互相碰撞、冲突、纠结。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使文化领域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另方面，由于价值失范、信仰崩溃，在精神的真空中，“过度商业化”又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糟粕都汇集到了一起，制造了一个个文化的垃圾箱。文化领域从底层到高端都贯穿着一条“唯利是图”的主线。争腥逐臭，丑态百出，贪得无厌，俗不可耐。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哪个领域的文化被过度商业化的后果最严重？
赵士林：“过度商业化”的侵蚀是全方位的，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学术教育这个高端文化领域。这个领域目前有三个突出问题：
其一，学术文化品位低下，学术道德底线崩溃。
真正的学者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追逐虚名浮利。没有经年钻研、皓首穷经很难做出真正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学术成果。但目下的学者，很多都热衷于炒作忽悠，追星媚俗，学术产品低水平重复，无创造性，品位低下。更有甚者，剽窃抄袭成风，很多著名高校的著名学者涉嫌剽窃抄袭，还有很多“海归”伪造学历。剽窃也好、伪造学历也好，不外乎是想尽快获得学术地位，从而尽快兑现成社会地位乃至商业利益。讲一点学术公心，讲一点职业道德，讲一点做人廉耻，都不会这样践踏学术的道德底线。
其二，评价体系扭曲。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高校的学术评价标准有直接的关系。现在的高校评价体系急功近利、重量轻质，浮躁盲目。例如“项目制”的很多量化指标完全违背学术规律，简直就是逼着学者去造假。教师只有如此这般地申请项目完成项目才有职称，有了职称工资才跟得上，工资跟得上了，社会地位提高了，才能转换为商业利益。做不出来怎么办？那就弄虚作假。因此可以说，这个评价体系在逼良为娼、劣币驱逐良币。于是中国学术文化界，数十年来没有学术大师，别说大师，连怀着敬业精神做学问的人都很少了。
其三，文化教育管理衙门化、铺张化。
文化教育管理行政化、衙门化，官本位严重。冠盖满校园，处长科长是爷爷，教授讲师是孙子，逼得很多学者不务正业，“工夫在诗外”。这样焉能不晚出人才，慢出人才，不出人才？于是无德的小人儒、无原则的乡愿、高分低能的庸才比比皆是。
与衙门化不无联系，就是中国高校的铺张化。目下中国高校，有几家不在扩招敛财？结果是大楼林立，债台高筑，腐败丛生，斯文扫地。
最高雅的学术教育文化领域，所谓“象牙塔”都被如此侵蚀，后果十分可怕，因为“象牙塔”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一个民族的精神品位。
高端精英文化有问题，低端大众文化也有问题。大众文化领域，更被“过度商业化”侵蚀得百孔千疮。突出问题有三：
其一，江湖骗子横行
目下大众文化领域，包括电视、出版、报刊、新媒体、普及性教育培训领域，假冒伪劣泛滥，粗制滥造横行。江湖骗子坑蒙拐骗，似是而非，东抄西拼，浅薄不堪，使文化市场充斥着精神的地沟油、三聚氰胺。张悟本、李一、马菱悦、翟鸿燊等江湖骗子，从前台表演到后台策划，从托儿造势到媒体出版社包装，诈骗已经一条龙产业化运作。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江湖骗子横行无忌，被侵权的相关单位居然装聋作哑。例如那个曾因传销被通缉的翟鸿燊公开伪造北大清华人大兼职教授的头衔到处行骗，但北大清华人大装聋作哑，教育部也从不过问。这无疑是在怂恿欺诈、鼓励欺诈。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形成一种“世纪末”的宽容：骗子也可以理解，骗子也要活，伪造身份，宣扬假冒伪劣都是谋生，包括“达芬奇”家具这种不折不扣的商业欺诈行为，都有人替它狡辩，说它也有可以理解的合理性。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形成这样的价值观，难道不是最大的失败吗？
其二，恶俗不堪，以丑为美。
大众文化领域历来受市场主导，这有其合理性，大众文化领域的审美趣味以通俗为主调，这也十分正常。但大众文化产品的制造也有底线。通俗不等于恶俗。例如“凤姐”现象，以丑为美，以炫耀丑、炒作丑来当做趣味，这就很恶俗。这是在误导毒化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精神。再如很多婚介节目找托，弄虚作假，践踏起码的伦理底线，蹂躏起码的情感操守。婚姻爱情现在虽然不讲中世纪那样的忠贞不渝、海誓山盟，但起码也得讲点真诚、讲点情感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一点真诚不讲，一点情感不讲，赤裸裸地、毫无遮掩地鼓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他们的婚恋真的会很幸福吗？在大众媒体上公然宣扬“宁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不是人性的可怕堕落吗？这些东西虽然不见得违法，但不是光彩的事，至少媒体不应该提供平台大肆宣传。它对涉世不深、人生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其三、信仰崩溃，道德沦丧
出现上述副文化现象，从精神信仰、道德诉求的角度分析，就是由于信仰崩溃，道德沦丧。西方在原始积累时期也出现过信仰崩溃，也有可怕的道德沦丧，尼采一句“上帝死了”造成多么大的精神震荡？但他们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不断反省调适，弘扬新教伦理精神、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培育敬业品格、讲究社会公德、高扬人性尊严，等等，都为西方克服精神危机、获得文明进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动力。但目下中国，应该弘扬的优秀文化丧失殆尽，例如儒家“取之有道”等观念都被颠覆，讲仁爱、讲诚信等道德襟怀更是弃之如敝屣。另方面，应该培育的现代文明理念、社会公德意识又由于各种原因尚付阙如。于是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谁要是讲究一点道义就很可能成了失败者，就很可能被淘汰。信仰崩溃，道德沦丧，当然不可避免地走向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享乐主义、玩世不恭；底线伦理丧失，趣味自然要堕落，恶俗自然要泛滥。
中国青年报：但很多人会说，这些恶俗泛滥是因为民众有需要啊？
赵士林：人性总有这一面，越低俗、越刺激、越挑逗低级的生理性、动物性，接受的人就越多，“过度商业化”一味迎合这种恶俗的欲求，恶俗的泛滥往往能获得商业的成功。但如我以前所说，商业成功并不能“一俊遮百丑”。如果将商业成功视为取舍文化艺术产品的的唯一圭臬，那么最得意者便只会是一号痞子、末等文人；如果让文化艺术活动一味迎合低级趣味，那么弄潮而不灭顶的大概就只有黄碟毛片春宫图。人性有许多需求或欲望真的需要检点，甚至杜绝。你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抽大烟，这欲望还是趁早憋回去好。那位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萨伊不是说吗，供给也能创造需求。多听听肖邦，肯定少几分粗俗；多看看冰心，肯定少一些无赖。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人，你能创造出既有市场又能提高品位的货色，那才叫能耐。我不是让大家都去听肖邦，看冰心。但你可以去看金庸啊，也不错，还有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的作品，都很好。
总要有一个基本的文化诉求，那就是人生境界真善美。就是在后现代的发源地欧美，就是代表了“震惊”的美国大片，也都不能不讲真善美。例如《泰坦尼克号》，片子结尾男主角把心爱的姑娘托上水面，自己献身了，这就是回归温情和挚爱，回归真善美。《拯救大兵瑞恩》也讲英雄主义和生命尊严。《哈利·波特》、《阿凡达》都是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冲突，光明和黑暗的冲突，天使和魔鬼的冲突，最后真善美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天使的一面总是要赢的。红尘滚滚的中国，还有《千手观音》以明净的慈爱、美丽的温暖抚慰了亿万颗躁动的心，《孔雀之灵》则以自然的宁静、单纯与真趣净化着我们的灵魂。
真假、善恶、美丑的考量和取舍永远不会过时，人类文明永远要有一个底线。不能什么都恶搞，不能对丑恶现象无动于衷。恶搞搞到专门拿人类普遍认可和尊重的崇高价值开涮，恶搞搞到专门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欺世盗名，恶搞搞到放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甚至反人类，那就真的需要考虑采取“非文化”的措施了。“怎么都行”最后就可能“怎么都不行”。梦阑时，酒醒后，后现代也需要一种生命的安顿、文化的皈依。
总之，文化艺术总要有一个底线，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坚守，任何时代都不能歌颂西门庆，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曾提出“暴发户式的审美”的说法：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地仿三下，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作“现代秀”……感觉现在和“美好生活”挂钩的东西都是“洋标签”。您有同感吗？
赵士林：这个非常自然。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得承认，人家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比我们发达。对很多人来说，“洋标签”就是“可靠”的标志。现在还有一些楼盘喜欢用“洋名”，有崇洋媚外之嫌，但为什么崇洋媚外？因为“洋”有可“崇”的东西。
我不是肯定崇洋媚外的心态，盲目的崇洋媚外是庸俗的。但是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什么都不用讲，非常简单，老老实实把自己的质量搞上去。二战之后日本也曾面临经济崩溃，但后来一些日本品牌超过美国，就是因为人家的东西质量好。但现在咱们的很多企业总想着“不按套路出牌”，哪管什么诚信。要知道，规范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是讲诚信的，而我们现在恰好最缺失诚信。中国人为诚信付出的成本太高了，这恰是最严重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
中国青年报：对于“洋标签”泛滥，有人说，这与我们不重视本民族文化，没有着力推广民族文化有关，比如现在听交响乐、看美国爱乐乐团演出的人比听民乐的人多。您认为呢？
赵士林：这个看法失之简单化。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不能拘泥于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在世界视野中审视传统、发展传统。拿服装来说，让大家都去穿汉服、唐装，穿清朝大褂，说这就是弘扬传统，我觉得这是食古不化，误入歧途。我们大可在时装潮流里融进中国元素。比如立领的中山装我就很喜欢，那是中西融合的产物。像旗袍演变过来的半身装，不是纯粹传统的样子，有现代的样式感，装点一些中国元素，我也觉得非常好。
有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我很赞同，叫东西整合。我十分喜欢冯友兰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东圣西圣，心同理同。”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各个层面都应该这样，不能说“就得中国的”或者“就得西方的”，一味崇洋媚外，有庸俗盲目的一面，一味中国传统，也要陷入陈旧僵化。在全球化时代，即便想弘扬传统，也必须在世界视野中弘扬。
东西整合之外，还有个古今整合。现在有人哀叹民族文化衰落，我觉得没有必要。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当然要有，但那是博物馆艺术，比如京剧、昆曲要有保留，但不能让大家一哄而上都去看，博物馆艺术就是博物馆艺术，不可能流行了。不要盲目地空喊振兴，有些艺术样式不需要振兴，也振兴不了。例如振兴京剧，振兴了这么多年，全部剧目加一起也卖不过一部美国大片。什么东西一振兴，就往往不妙。因为它违背艺术发展的规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样式，它就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艺术。不喊振兴它也不会衰落。例如你不喊振兴赵本山、振兴章子怡，他照样火得很。
古典艺术、博物馆艺术也可以焕发出现代价值。如古典诗词，非常美，但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古典诗词，都写梨花体了。但你能说这些诗词没有价值吗？它一方面作为博物馆艺术滋润着我们，另方面，我们还可以在现代生活中去整合、融化它，将它化成现代的审美价值。
今人很少再去写什么五律七绝，但是它们的意境可以融化在今天的诗，例如流行歌曲的歌词里。比如方文山的《青花瓷》，“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既现代，又有古风；陈小奇的《涛声依旧》也非常好，“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把现代表现和古典元素融合在一起。再如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月亮之上》中那么奔放、那么粗犷、那么放浪、那么后现代的一位女性，唱起《荷塘月色》来也那么温婉柔和，真的是“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这句非常好啊，“宛在水中央”来自《诗经》：“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三千年前的诗，不也那么成功地融化进现在的歌词里了吗？
中国青年报：有数据显示，我国2009年版权的进出口比为3.4：1，演艺产品的进出口收入比为10：1。可见，和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我们在文化贸易这个门类则处于严重的“入超”状态，非常弱势。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增强民族文化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赵士林：咱们拿美国做例子。现在美国的形象很多是靠文化树起来的。美国虽然没有文化部，但它的文化了不得。现在美国电影的产出量尽管只占世界的7%，但放映量却占世界的50%。最有意思的现象——伊朗人最反美，最反美的伊朗人却大喝可口可乐。从经济角度解读，文化产业在美国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了。再比如新媒体，包括电影和出版物，给美国带去的产值，仅次于他们的军工，成了第二大支柱产业。
从政治角度解读，我们都知道，美国早就率先提出“软实力”的竞争。不仅仅是美国，如今很多国家都强调要“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亲自担任英国创意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与之相比，中国的文化领域现在远远落后了。我在一次会议上曾说，中国应该提出“文化立国”，将“文化立国”或“文化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谈到“文化立国”，又有很多问题需要正视。
例如我们讲“文化走出去”，可怎么走出去？你想走出去，外国人得喜欢、要接受，你才能走出去。《功夫熊猫》等大片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家的大片“讲人性”。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讲述全人类普遍***鸣、普遍接受的故事和理念。所以，民族文化怎样才能振兴？你得符合世界潮流，你得讲人性化，要去意识形态化。可笑的是，《功夫熊猫2》在中国放映，居然有北大的教授攻击人家是“文化侵略”，号召抵制。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没有出息的言行，好像是爱国，实际上是误国。它使我想起在巴黎捣毁麦当劳餐厅的法国农民。全球化时代，这样做完全是对抗世界潮流。麦当劳旁边就是马兰拉面，爱吃什么完全靠消费者自由选择。有出息的做法是你的电影也能走出去创造高票房，而不是抵制人家。你抵制人家，人家也抵制你，那不就倒退到三百年前了吗？
再如我们讲文化要跨越式发展，如何实现？目前的文化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大障碍。就如同十四个部门管食品安全，结果管得中国人一肚子地沟油，文化管理也是政出多门，互相扯皮，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去年甚至发生了两个主管文化的部委为了一个网络游戏的管辖权公开发生冲突的现象。
总之，从行政管理到价值取向到审美趣味，我们真的要本着改革开放的精神解放再解放，更新再更新，才能跟得上时代，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立国”。文化领域现在的突出问题是，打着宗教旗号搞迷信，打着国学旗号搞复古，打着红色旗号搞极左，打着爱国旗号搞封闭，总之，打着文化旗号搞倒退。如我在别处所说：从改革往后退，公然叫嚣回到文革；从五四往后退，公然反科学、反民主；甚至从孔子往后退，公然鼓噪蒙昧主义。如此倒退，何谈“文化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