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典籍和古老丰富的历史文献，散文的传统悠久而丰厚。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是一种仅次于诗歌的主要文学形式。先秦散文可以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尚书》亦称《书》或《书经》，是殷商的典册，它实际上是一本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内容收载的主要是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文献。其中追述传说中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由后来的儒家学者补充进去的。在甲骨文与钟鼎文之外，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散文。由于时代相隔久远，它的文辞简古，读来估屈聋牙，很不易懂。现在流传的《春秋》，则是经孔子修订过的鲁国编年史记，它提纲絮领，微言大义，极为简略，其文学价值不及《尚书》。
古代最初记载帝王言行和历史事件的是史官。东汉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种记言、语录，就成为后代语录体散文的始祖。记事，就成为历史散文的始祖。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书写物质条件的改善与史学的发展，就出现了《国语》、《左传》、《战国策》这样几部历史散文，它们在记叙的生动、描写的形象、议论的深刻方面大大超过了《尚书》和《春秋》的表现力。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变化急建，社会矛盾错纵复杂，无论是政治斗争的曲折变幻，人事更替，成败兴亡，还是天时地利，人心向背，这些都要求人们进行及时的总结和估价，历史散文就是应这种时代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这些历史散文，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要推《左传》与《战国策》。
诸子散文作为记录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著作，它们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比较优秀的为《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散文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未有文字之前，早有口头诗歌，而散文产生于有文字之后。生产力发展了，才有书写工具，如竹、帛、绢、笔之类。随着社会上手工业的发展，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日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才为长篇大论的散文和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著作提供了物质条件。先秦诸子是当时新兴阶层的“士”，他们多凭借自己的学术和游说，向统治者献计献策。而各诸侯列国，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招徕贤能之士为其自身利益服务。于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士阶层，在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要求下，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
他们进可以取相卿，退可以著书立说，成为当时的显赫力量。“士”阶层的流品很杂，其中著书立说者主要为学士，如儒、墨、道、法各派的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苟子等。这是些具有各种不同倾向的思想家，他们标志着整个时代的学术造诣和文化水平。这些学士各立门户，聚徒论道，到处游说，著书立说，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孕育和发展着的各种矛盾斗争，在哲学和思想上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活跃的学术局面。这些争论是复杂的、剧烈的、崭新的。当他们要系统、细致、深入地表达自己意见时，原来的四言二拍的诗歌形式就远远不敷需要了，就采用了新的宜于说理的不受拘束的散文形式。可见，散文形式的发展，是社会生活斗争促成的，是时代的需要，是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文学的新的使命。
诸子散文风貌各异，墨子注重说理的辟（譬喻）、伴（衬托）、援（引证）、推（推理）等方法，他的文章富有很强的逻辑性。孟子讲究文章的气势，他的文章锋芒毕露，气势逼人。庄子说自己为文有三种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卮言是合于自然的无成见之言，为夸张、推衍手法；寓言是寄托寓意的故事，借以推广其道理；重言是假托要人之言，以示其真实可靠。这些，正是《庄子》散文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原因所在。其他诸子散文，也各树其帜，独具特色，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呈现出百花争艳、璀灿夺目的壮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