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文学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摧垮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也严重打击了贵族大地主的力量。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魏、蜀、吴三国政权的创立者都出身于地主阶级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如曹操之父本是宦官养子，“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刘备虽是汉朝宗室,但已很疏远,“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孙权之父孙坚“少为县吏”。随着大贵族地主力量的削弱，也使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发生了动摇。使老庄、刑名等各家学说得以复兴，再加上外来佛教的影响，使许多士大夫轻视礼教,崇尚通脱,在思想上显得比较活跃，有利于建安文学的兴盛。 魏国自曹丕称帝以后，政局相对稳定，一部分士大夫由崇尚通脱进而标榜放达任诞，《老子》、《庄子》《周易》受到重视，玄学因此兴盛起来，成为他们的重要精神寄托。正始之后,司马懿父子掌握了魏国实权,与曹魏皇室的争权斗争日益尖锐，一些士人卷入政治漩涡，丧失了性命。因此不少人更以崇尚玄谈，作为全身免祸之计。此风始于曹魏后期，一直延续到东晋之末，对文学的影响至为巨大。 司马氏夺取曹魏的政权，建立了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西晋统治集团十分腐朽，内部矛盾重重。司马炎死后，外戚和宗室相继争权，互相杀伐，酿成“八王之乱”,又因民族矛盾加剧,引起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族的入侵，使北中国成了各族军事首领的战场。东晋王朝偏安江左,也是内乱迭起。这时期的士大夫,多以谈玄为逃避现实的手段。在文学方面，也以阐述玄理为重要内容。不过这时期也有一些作家，感受着时代社会的气息,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如左思、刘琨、郭璞等。
三国时期
在三国中,魏国文学最盛。魏国文学,特别是建安文学繁荣的状况，钟嵘曾描述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序》）关于建安文学繁荣的原因，刘勰曾作过分析，他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 建安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就是“三曹”和“七子”。曹操处于政治领袖地位，他的诗文 建安七子
创作，紧密联系着他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了壮阔的胸怀抱负，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曹丕、曹植兄弟，是建安作家集团实际上的核心，他们才华英发，诗、赋、散文各体皆能，作品最多。曹丕诗歌清丽秀出，民歌风味较浓。他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典论·论文》强调作家各有所长，反对“文人相轻”；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论点，注意到作家的个性特点；并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标志着文学自觉发展倾向的开始。曹植作品的抒情性很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水平。他在《与杨德祖书》中，也谈到了“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的看法，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必要,他还对民间作品比较重视。“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阮、应、刘桢，他们怀文抱质，各标其美。此外，当时著名作家还有缪袭、繁钦、吴质、邯郸淳、杨修以及女诗人蔡琰等。建安作家的创作，有着***同的时代特征。从创作态度上说,他们基本上都能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从情调风格上说，大多流宕着一种悲凉慷慨的基调，诚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建安文学的这些时代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受到后代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推重，并被用来作为反对靡弱诗风的武器。 建安文学是三国前期文学,经过文帝、明帝两朝,发展而为后期文学，即正始文学。这时期主要作家有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及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竹林七贤”。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很险恶，不少文人罹祸被难，影响了作家们去直接反映现实矛盾。即使有的作者写及现实问题，其方式也往往比较曲折隐晦。代表正始文学主要成就的，是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对残暴虚伪的司马氏集团作了揭露和批评。嵇康态度尤为激烈，终于被司马昭杀害。在艺术上，嵇康“文辞壮丽”（《魏志·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同前），都有鲜明的特色。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因此除嵇、阮外，多数作家笔力渐弱。 吴国作家有张、薛综、华、韦昭等。张为孙权长史,著诗、赋、铭、诔10余篇,与北方“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常有书信往还。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为《私载》。华是孙吴末年作家，颇有文、赋之才。韦昭有《吴鼓吹十二曲》，从孙坚创业写到孙权在江东拓展地域，扩充实力，与缪袭的《魏鼓吹十二曲》南北相对，写法略同。韦昭又有记述之才，有《国语注》22卷、《吴书》55卷等，当时称为良史。 蜀国作家，有诸葛亮、正、秦宓等。诸葛亮作为一位政治家，作品亦颇有文采，所作《出师表》等，词意恳切，条理明畅，是散文名篇。正是蜀国后期著名文人，《蜀志·正传》载“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秦宓是“一时之才士”（《蜀志·秦宓传》），文藻庄美，今存五言诗《远游》，是蜀国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描述游子远行的艰难困苦，颇为生动。 三国时期民歌民谣不少，有些作品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爱憎好恶。如魏国《军中谣》：“不畏曹公，但畏卢洪；曹公尚可，赵达杀我。”这是对一些酷吏的揭露。又如吴国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当时百姓对孙皓迁都武昌，造成溯流供输一事的批评。
西晋时期
西晋文坛正如刘勰所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西晋王朝虽然不大重视文学，但仍然涌现了不少的人才。钟嵘在《诗品序》里就列举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8个诗人，说他们“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其实，他们不仅擅长诗歌，有的还兼长辞赋，或兼长骈、散文。除了这 8人外，以文名著称当世的作家，还有傅玄、傅咸、张华、成公绥、夏侯湛、束、木华、挚虞、皇甫谧、张翰、孙楚、左等人。 竹林七贤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虽多，成就一般并不太高。刘勰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这个评价基本上是切实中肯的。太康诗人既缺乏建安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缺乏正始诗人那种忧愤深广的思想境界。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已进一步自觉起来。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就道出了魏晋诗人更多地致力于抒发个人情志，并追求文采绮丽的特色。诗人讲排偶对仗、用典故成语的风气开始弥漫。陆机在太康诗人中的领袖地位正透露着当时诗坛风尚的某些信息。他的拟古诗、拟乐府大都脱离现实，跟着古人亦步亦趋，读来枯燥乏味。但是他的某些拟古代言的诗文能设身处地，“为文造情”,窥“前识所不用心”,探“圣人”之所“罕言”,“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未尝不是以拟作为创新。所以拟古之作，下逮陶谢、江鲍而途径益广。他的《文赋》是一篇精心撰制的论文名作，这篇赋虽然对文学发展的源流正变和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论述得较疏略，但对作家创作的过程，乃至遣词造句的甘苦，均有很亲切细致的论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起了重大影响。他弟弟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也有不少篇幅论及创作的活动。与陆机并称的潘岳,前人屡有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但潘岳“善为哀诔之文”，还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张协的诗数量不多，也以“巧构形似之言”，“词采葱,音韵铿锵”,著名于后代。陆机、潘岳、左思都反映了西晋文坛的主要创作风貌，像陆机就曾被推崇为“太康之英”。不过,在西晋一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左思。他的诗不同于当时人崇尚雕采的习气。他诗歌数量虽少，却是“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他寓咏怀于咏史，给传统的题材注入新的生命；在豪门世族统治的时代，敢视豪右为埃尘，其胸次之高旷，笔力之雄迈,均非虚骄浮夸者所能相比的。鲁迅说:“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左思则是一个例外。此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如张华除了诗赋之外，还撰写了著名的《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束皙的《饼赋》、鲁褒的《钱神论》等，也是接近轶事小说一类的俳偕小文。刘勰《文心雕龙·谐》篇：“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亦可见当时文学发展的另一面。挚虞的《文章流别集》编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各为之论”，对后世的选本和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 西晋末年的政局尤为动荡，许多作家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例如西晋东晋间，北方沦陷之后，还继续领兵在并州一带和刘聪、石勒作战的刘琨，留下几首悲壮慷慨的诗歌;以《游仙》诗为“坎咏怀”之作的郭璞,得到“词多慷慨”的评语。可以看作西晋东晋间“文章中兴”的尾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的作家大多不得不依附于豪门士族，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风浪之中，死于非命。张华、潘岳、石崇、陆机、陆云以及郭璞，一个个都作了贵族们互相残杀中的牺牲品（刘琨死于段匹之手是个例外）。所以刘勰在指出西晋文坛“人才实盛”之后，又深有感慨地指出这一代作家是“运涉季世，人未尽才”。
东晋时期
东晋文坛流行的是玄言诗赋。刘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些玄言诗赋，是那个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它虽然抄袭老、庄、佛典的玄言词句，但也能运用一些比较接近口语的语言。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为贫而仕，由仕而隐，在官场里出入了几回,看透了官场的虚伪欺骗、污秽险恶,决心辞官，回到田园,过躬耕自资的生活,在艰苦清贫中砥砺自己的品格。他的诗写的就是自己从仕宦到归田的生活体会。他诗中也有一些老庄和儒家的哲理，但他力求写得亲切朴素，接近田家口语。他极力避免提到时事，但是人们仍能从他的诗里看出一些时代的影子。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他把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把桑麻鸡狗等日常景物，第一次写进诗里。他的诗自然真率，所以喜欢华丽词藻的南北朝诗人、批评家们都不大重视他。直到唐以后的诗人和批评家们才越来越认识到他诗文中所蕴含着的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 东晋时代除诗文外，小说创作也开始兴盛起来。由于魏晋巫风的盛行，佛道宗教的传播，使鬼神志怪的作品出现较多；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记载士大夫们轶事清言的小说也开始出现。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继张华《博物志》之后又一影响颇大的志怪小说名作。裴启《语林》是轶事小说的先驱。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一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新唐书·艺文志》认为是东晋初葛洪所作，颇近事实。 葛洪除《西京杂记》外,还作有《抱朴子》一书,书中表现了他的文学观。他反对当时文人中存在的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习惯势力，很有时代色彩。李充的《翰林论》“褒贬古今，斟酌利病”，今虽散佚，但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和选本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