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儒学思想及文学价值摘要：孟子周游各国宣传其思想，本人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的言行记录于《孟子》。《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仁”的思想，并将“义”上升到和“仁”同样的高度，倡“仁义”精神，进而又提倡君子应当具备独立人格和大丈夫气概。《孟子》的儒家思想投影在文学上，则表现出了言辞犀利、气势浩然、长于辩论的特点，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关键词：《孟子》 儒学 文学 论辩一、《孟子》的儒学思想（一）仁义精神所谓“仁义”，《孟子·告子上》中解释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所说的“仁”，就是人的善心、良心，而“义”就是为人做事所应当遵循的途径。孟子的“仁义”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一是对家人的仁义。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宗法血缘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家庭关系是其中最基本、最根本的一个单位。因此，孟子的“仁义”精神也是建立在对家人的“仁义”上的。“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家人关心、尊重、爱护，才有可能将这种感情转移到人民的身上，对人民也尊重爱护，进而转移到天下所有的事物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二是对他人的仁义。孟子由“爱亲”至“爱民”，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侍奉他人的长辈，就像侍奉自己的长辈一样，疼爱别人的孩子，就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正是这样的道德规范，才为千年的封建社会在秩序中运转提供了保障。三是对人民的仁义。孟子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认为实行“爱民”“仁政”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必要条件，他称赞“仁义”的君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并指出如果不能实行“仁政”，则“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认为，“仁义”是做人最关键的道德标准，当其他的价值观与“仁义”的价值观相互冲突时，就必然要让位于“仁义”，正所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二）大丈夫气概《孟子》全篇提出了许多为人行事的主张，但无一不塑造了孟子刚正不阿的“大丈夫”形象。所谓“大丈夫”，《孟子》里给出的解释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淫”，指的是高官厚禄不能收买其心，是一种摒弃物欲，坚持理想的表现。《孟子》中记载，孟子周游列国，路过齐国时，齐宣王欣赏他的才能，想要拜他为上卿，由几十辆车子、几百个人跟随着他，到了各个诸侯国，各诸侯都拿出好的饭菜来招待他。但是孟子却毅然谢绝了齐宣王的封官，坚持到各国去宣言自己的政治主张；“贫贱不能移”，指的是不因为物质的贫困，就改变自己的志向。诸侯战乱期间，物质匮乏，人们基本的衣食温饱都常常难以保证，于是出现了很多为了享受物质生活放弃自己理想的“贱士”。孟子虽然出身高贵，但是他出生时家庭已经没落，且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无论多么贫苦的环境，孟子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追求，保持着自己至刚至强的士人骨气；“威武不能屈”，指的是面对权贵和武力而不感到屈服。“大丈夫气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不断追求士人阶层的铮铮铁骨。（三）独立人格在君臣之礼上，孔子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强调了臣子对君王的忠诚。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臣子在与君王的相处中，要保持着独立人格。《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把夏桀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是真的吗？”孟子回答说：“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又继续问道：“臣子杀了君王，这样也行吗？”孟子回答说：“做了伤害仁的事的人称之为贼，做了败坏义的事的人称之为残，贼和残这样的人都是没有人支持他的一介匹夫，我只听说诛杀了这样的孤立的人，没有听说有臣子杀害君王的事情啊。”孟子在齐宣王面前直言，商纣王这样残暴的昏君没有违背君臣之道，而是替天行道。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孟子确立了作为臣子的独立性。二、《孟子》的文学价值（一）言辞犀利时代特征不再允许采用孔子那样温柔敦厚、谆谆善诱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而是用最简洁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求在诸子百家中获得话语主动权。《孟子》语言顺应当时情景，形成的犀利言辞如悬天瀑布飞流直下，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扑面而来，使人无可辩驳，也无法闪躲，最终被说服于孟子的理论之下。孟子这种犀利的言辞首先体现在他的直率坦荡上。《孟子·滕文公》记载了陈相和孟子一段评论社会分工的对话。陈相奉行许行的农家学说的，非常赞赏统治者和黎民百姓同耕同种的行为，孟子便问他：“许先生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吗？”陈相回答说：“是的。”孟子问：“许先生都是穿自己织的衣服吗？” 陈相回答说：“许先生只穿粗布麻衣。”孟子又问：“许先生戴帽子吗？” 陈相回答说：“戴”。孟子接着问：“许先生戴什么帽子呢？” 陈相回答说：“白色的帽子。”孟子问：“是自己织的吗？”陈相回答说：“不是，是用粮食换的。”问题到此，孟子已经用简单犀利的几个问题瓦解了许行的学说，接着，孟子又问：“许先生耕种用铁锹等农具吗？”“是他自己做的农具吗？”“他为什么不自己做农具呢？”几个问题，说明了社会之间各有分工的道理，进而举出了尧、舜、禹治理国家时，因为勤于政治也不能亲自耕种的例子，说明世间凡事不一定要自己亲自动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道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孟子的语言是非常直接、明快、深具说服力的，他从简单的问题入手，步步紧逼，使对方毫无辩驳之地。（二）气势浩然孟子对自己的仁义学说推崇至极，并深信这就是最高的政治理想。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高超的思想境界，养成了一身大丈夫的浩然正气，处处表现出自信、乐观、积极、奋进的人生状态。在这样的人格特征的影响下，《孟子》的文风高昂激越、携风带雨、充满自信，所表达的观点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斩钉截铁：“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固”是“原来、本来”的意思，孟子接连用了三个“固”字来否定了齐宣王想要以一己之力一统中国的想法，表示那是一条绝不可能走通的道路。而“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并指出“你做到我说的这样，还有谁能阻拦你呢？”表现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他批判其他的学说毫不留情：“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指出杨子只知道爱自己，是眼中没有君王，墨子提倡没有差别的爱，对待自己的亲人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是眼中没有父亲。眼里没有君王和父亲，简直就是禽兽。孟子带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不遗余力地推崇自己的主张，批判他人的学说，气势凌厉，咄咄逼人，苏洵赞赏他时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_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三）长于辩论战国中期，诸侯各国都在蓄土养士，形成了紧张的竞争关系。孟子宣扬自己的学说，一方面，需要得到各诸侯统治者的认可，使他们接受、认可、采纳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另一方面还要和杨、墨乃至许行等人进行辩论，来赢得胜利和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为了捍卫儒家学说的生存空间，形成了强烈的论辩风格。他采用了因势利导、灵活多变等技巧，运用比喻、排比、对比等多种修辞，使自己的论辩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无懈可击。首先，孟子懂得因势利导的说话方式。孟子与统治者的对话，目的是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如果一开始就在谈话中与对方形成对立状态，就无法达到自己的谈话目的，因此，孟子掌握了高超的对话艺术。例如梁惠王问孟子，他的学说能不能给他的国家带来好处，就像当初商鞅给秦国带来好处那样。孟子没有直接否定梁惠王的想法，而是逐步地举例说明追求“利”的害处，并渐渐将“仁”和“义”的思想引入话题，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观点，可谓是聪明至极。其次，孟子懂得变通的道理。最典型的例子是孟子与淳于髡的辩论。淳于髡问孟子：“男女之间互相传递东西而不亲手接触，是礼法的规定吗？”孟子回答说：“是礼法的规定。” 淳于髡又问：“嫂子溺水，能用手去拉吗？”孟子则回答说：“嫂子溺水而不施以援手，是豺狼。”接着又说明：“男女授受不亲”是常规的礼法，而遇到嫂子溺水这样的情况，施以援手就是权宜变通的做法。孟子能够非常清楚地分清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差别。淳于髡继续追问孟子，现在天下的人都在溺水，孟子你为什么不救呢？孟子则灵活地指出，嫂子溺水需要用手去救，天下人溺水则需要用道理去救。正是孟子清晰的思维逻辑和对于是非轻重的明确辨析，才使他在辩论中总是处于不败之地。语来源：语文建设·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