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一年冬天，现在我已经能够回忆起来，天快黑了，妈妈抱着我，来到外公家，还没有吃饭，她又说要去看外婆。然后抱着我往山上走，在一片大竹林里，走了很久，终于到了。那时外婆还没有下葬——有可能是经济原因，有可能坟地的风水原因，又说是日子很难选，所以只是在棺材的外面包上稻草，搁到自家一块地里……
在中国，喜欢竹子的人很多，有文人雅士，有达官贵人，也有穷儒白丁，尽管身份有所差异，对于竹子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喜好之情是相通的。老婆当初要嫁给我之前，提出过一个要求，让我为她画一幅竹子，问她为什么，她也说不出原因，喜欢就是喜欢。
唐宋以来，竹子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抒发情感的一个载体，至明清更甚，以竹喻志，表达一种人生态度。最著名的要数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了，“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他的竹子笔墨清奇，枝节分明，同时因为融入其人生体悟，更觉出画者本身品格的高洁来。还有一位画竹名家叫夏昶，明朝人，当时有誉云：“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可见其声名早已远播塞外，每每抚读夏昶之竹，金玉之声不绝于耳，其清其纯，无以复加。在更久的魏晋时代，竹子就已经受到文人骚客的偏爱，倘若没有竹子，又哪里来的“竹林七贤”呢？那个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张扬，个性最解放的时代里，士人们雅聚竹林中，斜倚清风下，曲水流觞，谈诗弄琴，何其乐哉。与竹为友，心旷神怡，无怪乎右将军王羲之能在茂林修竹的会稽山，为我们奉献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然而，此时我想说的，并不是中国书画或者文人传统，在生活中，竹子与我们的交往同样频繁。尤其是前些年，那时筷子还大多是竹制的，家里还有竹椅竹床竹席，农村还有竹耙。夏天里黄昏时分，太阳一落山，大人就会把竹床搬到外面，吃过饭，一家人或躺或坐，手中一柄蒲扇，小孩子出去抓萤火虫，累了跑回来，躺到竹床上数一数星星。那时夜空明净，星星很多，不像现在。竹床也有讲究，愈是年头久的越凉快，因为睡的次数多，汗水都渗到竹肉里，颜色也变深了，竹的表面更加光滑。虽然这些东西都很平凡，而且大都做工粗糙，但毕竟也是生活所需，倘能碰到一把有年头的竹椅，上头刻两句好联，那也是别有味道的。
我的外公还有一个宝贝，是个竹烟袋，一尺多长。烟袋头和烟嘴处包上铜制的皮子，黄灿灿的，烟杆上挂一串红穗子，搭配起来很是巧致。这样的烟袋平时是不抽的，只有出门走亲戚的时候别在腰上，挣面子吧。在家的时候，大都抽那种没有包过铜皮的，这种烟袋比较普通，就是随便找个老竹根，凿个洞，再将里面的竹节戳穿。当然，说起来简单，要做一个也并不容易，我曾经多次试图挖一支能做烟袋的竹根，但一直没有挖到，因为根在土里，没有经验，哪里摸得清楚。这个遗憾一直保留到现在。
烟丝也是外公自己晒的，每年他都会晒很多，收起来。有好几次过年，我听说他提着篮子，跑到其他村里，挨家挨户去卖。其实也卖不了几个钱。这种烟很冲，我曾偷偷地拔过一口，呛得眼泪外流，等我学会吸烟的时候，又拔过几口，虽不会流泪，但其味道之重，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点烟的草我说不出名字，晒干以后编好，挂在屋梁上。这种草燃烧的速度很慢，跟蚊香差不多。几个老头坐在一块闲聊的时候，常看到他们每人手上抓一根，揪一小撮烟丝，塞在烟窝里，点着，使劲吸一口，有时还没吸完，又补两口，但是，千万不能再吸了，再吸就会把烟灰吸进喉咙里。去烟灰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鼓起腮梆子使劲吹一口，另一种比较文雅，烟灭之后，歪在鞋底上磕两下。
看外公吸旱烟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晚上，山里面天气凉爽，即使是夏天，还要盖被子。关灯之后，我躺在背窝里，外公坐在床沿，能看见他的侧影，很老的影子。四周都很安静，他悉悉索索地摸到烟袋，擦一根火柴——这时侯是用不上点烟草的，稍后，听到烟袋头磕在桌脚上的声音，侧影转过来，给我掖掖被子，方才脱衣睡下。
我可以跟外公睡，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只要放假在他那里过，因为外婆早就去世了，在我不到两周岁的时侯。那时我还没有记忆。妈妈说，外婆很疼我，有一回，我的头上长了疖子，外婆炖了一条大蟒蛇，吃过不久就好了，以后再不复发。但我始终不能记起外婆的样子，她有多高，多胖，去世的时候，她连一张相片也没有照过，某种意义上说，外婆于我只是个虚拟的称谓，可能她爱我，但这种爱就像一撮空气，明明在你四周，却总也无法握住。
有一年冬天，现在我已经能够回忆起来，天快黑了，妈妈抱着我，来到外公家，还没有吃饭，她又说要去看外婆。然后抱着我往山上走，在一片大竹林里，走了很久，终于到了。那时外婆还没有下葬——有可能是经济原因，有可能坟地的风水原因，又说是日子很难选，所以只是在棺材的外面包上稻草，搁到自家一块地里。
妈妈让我跪在地上磕头，说一些保佑的话，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哭着哭着就爬起来，趴到稻草包裹的棺材上，放开嗓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伤心的事吧，她这样哭着、趴着，旁若无人的样子。在我成年以后，问起母亲这些事，母亲只是说，她很想外婆。我猜可能是父亲当年太年青，一些生活琐事上不知道谦让一点吧。
当时我跟妈妈说，我要回去，妈妈不理我，只顾自己哭，这时侯，有一阵风穿过竹林，我记得很清楚，竹叶沙沙地响，象一队人在林间跑步，还有几片枯黄的竹叶飘到我跟前，我从地上捡起一片，翻来覆去地看。
这样的回忆有些松散，然而在外婆跟前的那个傍晚，却是我对竹子的最初记忆，这些年来，人长大的，四处乱跑，也看到过不少竹子，但对我来说，这些竹子只能看看罢了。记得普陀山有一片紫竹林，母亲也是信菩萨的，这个观音菩萨的道场，她却没有去过。在东海的这个小岛上，有一方紫竹林，竹竿是紫色的，什么原因记不得了，反正有一些故事，而且大多系后人杜撰之词，为了香客的腰包吧。还有江西一个地方，忘了名字，江西的樟树很多，这个地方却偏偏搞出了特色，他们兴建了一个百竹园，据说有一百多个品种的竹子，我在园里转了几圈，有的竹竿是方的，有的竹竿有花纹，的确够新奇，能把这些竹子聚在一些，想必花了不少心思。
竹子的繁殖是靠根来完成的，也叫竹鞭，竹鞭的生长很快，过不了几年就会霸占一大块地盘。当然，我不是说盆里栽的，盆里栽的竹子要选细的品种，这种细竹子也可以成林，但是要说到壮观，当然要数毛竹了。毛竹竿子粗，笋子也很大，尤其是长在山腰，或者是山谷溪流处，远远一望，生机勃勃的，即使是严冬腊月，依然绿意盎然。不过，有时侯竹林看上去，黄灿灿的，可能是光线的缘故吧。数九天，大雪封山，汽车要想开进去，车轮必须绑上铁链，才可以慢腾腾地爬两步，还时常熄火，这时侯，乘客们只能下车，若置身于此情境当中，眼前若有一方竹林，藏于雪中，半隐半现，相信进山的烦恼一下就化为乌有了。
在外公的山村里，几乎每一家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竹林。这些竹子很少砍伐，只在手头紧的时侯，才会砍几棵，卖给做冰棒棍子的人家，或者是包工程的人——以前的脚手架都是用竹子扎起来的，现在的工程队很少用竹子了，不安全，重复利用的价值不高。但竹子还有其它的用处，比如竹笋，可以做菜，如今的人，生活好了，竹笋也算是山珍吧。一到春天，特别是雨后，数不尽的竹笋从地面钻出来，呼呼地长，一眨眼就长得比人还要高。
对于竹笋的记忆，说起来也不算甜蜜。在我十岁左右的光景，有一回放假，小舅照例带我去他家。沿着盘山公路，坐了三四小时的车，刚一下车，对面山上有人喊我小舅：“某某呀，你儿子出世啦！”小舅一听，兴奋地往下跑，刚跑两步，又折回来，把手上的两瓶油交给我，让我自己走，因为山路崎岖，石块太多，他怕跑得太快，把油瓶打碎。我一手提一个油瓶，很冷静地说：“放心吧，你先走，我认得路”。尽管我只有十岁，但我知道，一个表弟在山那边刚刚出生，刚刚来到这个世上，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于是我按照记忆慢慢摸索下山，遇到有岩石的地方，穹着腰小心地探探再伸出脚。当我涉过山溪，走进一片竹林的时候，突然一下糊涂了——因为草木的茂盛，山路都被掩盖住了。幸好看见了不少竹笋，于是我提着两瓶油，在竹林里晃荡。那些笋子被笋衣包的严严地，剥开来，又嫩又脆，一碰就断，顺手掰一根，却又没有地方放。玩了一会后，觉得没意思，天渐渐暗了，突然焦急起来，小舅这么坏，把我一个人丢下，生个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一气之下，踢断了好些笋子。
也不知怎么地，走到山脚下，天开始黑起来，这时听到外公的喊声，他站在高高的地方，喊着我的名字，头一次，我听见自己的名字那么清晰地山间回荡。我抬起头，紧紧地抓着两瓶油，泪水哗啦一下流了出来。
第二天，有人在村子里骂，哪家的畜生作的孽呀，把我们家笋子糟蹋光啦！外公赶紧把我拉到屋里。
我不知道此后，有没有人为此事道歉，我不需要做什么，外公呢？其实也不需要，因为道歉或者赔偿有什么意义，在山村里生活这么多年，还有什么事情外公没有见过？多年后，我想起这些，觉得好笑，在生活面前，多少道理都已经变了。
外公生过八九个小孩，活下来的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大儿子年青时，在生产队里做爆竹，插爆竹引子的时候炸瞎了一只眼睛，后来移植了一只狗的眼睛，至今孤身。三儿子过继给一门亲戚，小儿子在身边，二儿子有些出息，但远在八百里之外工作——这是他惟一骄傲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觉得二儿子好，城市里好，路是平的，房子是高的，马路上商贩很多，动物园里有狗熊，因此时常吵着要到老二家去。
前几年，我送他去二舅家，因为语言不通，天天替他做翻译。有一天，二舅妈让我陪他去澡堂，他很高兴，没上过澡堂。走到半路上，我突然想起还没带肥皂，于是，我让他在路上站着，别动，等我过来。他满口答应。但是等我掂着肥皂跑了过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影子，跑了一条街，依然没有，于是，打电话叫了二舅，二舅妈，所有的亲戚，大家急得满头汗，就差没有上电视台了。
终于，在另外一条路上，我看到他了，他站在一个小摊跟前，弓着腰，手里拿一块鞋垫，四处张望。那时我在十几米之外，透过人群的缝隙，看着他鞠嵝的身影，突然间心头一热，仿佛看见自己，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提着两瓶油，茫然无措地站在人世间。
城里自然有城里的好，然而还没住上一个月，他又嚷着要回家，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家里忙，“家里忙，有你什么事呢？谁敢让你干活，你又能干什么呢？”“好孬还能帮把手吧”。知道犟不过他，大家没有办法，只好由着他。送他回去的路上，我问他回家干什么？他说玉米快熟了，山上野猪多，还有獾子，这个畜生最会糟蹋。
我问玉米地在什么地方，他说你不知道，北面山腰上，竹林朝上走。我说，小舅不去看吗？他说，那个畜生，跟獾子一样，他才不心疼呢。我看他说话还很精神，夸他不像快八十的人。他说，我哇，一辈子操心的'命。
看玉米，就是在地头上搭一个简易的棚子，带一床棉被，还有烟袋和电瓶灯。野猪很凶，但如果你不招惹他，只是吆喝，也没事。说起来简单，但我知道，即便是个年青人，独自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腰，听风赏月，还要提防野兽，那一定不是什么享受的事。
二○○二年，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外公砍了一捆柴，快到家的时候，摔了一跤，连柴带人跌到四五米深的梯田里，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太多惊讶，似乎迟早有这么一天，冥冥之中，上天已经帮人们安排好一切，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慢慢地等罢了。
外公还算坚强，摔断了几根肋骨，住了几个月医院。出院后，我们都为他高兴。决心再也不让他干活了，即使他吵着要看玉米地，吵着“柴不够了”，也不会答应他。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只能是愿望，不能劳动的外公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不久后，他去世了。
四面八方的人赶到外公家里，许多陌生的面孔，大家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活到这么大年龄，也算高寿了。我站在他们中间，细细地看着，外公的遗体梳洗的很干净，换一套新的中山装，新的被子，在他的头旁边，放着一盒烟丝，挂着红穗子的竹烟袋，铜皮黄灿灿的。棺材已经预备了十几年，不用着急。第二天出殡，这些东西也依次放到棺材里，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从十七岁开始抽烟，一直抽到七十多岁。我想儿孙们都很了解他的心思，有的人还偷偷往寿材里塞一些钱。
母亲伏在寿材上，她的哑子早已经哭哑了，有气无力地哼着。她的身体本来就差，我在旁边安慰着，盖棺的时候，母亲使劲抱着不松手，就像那年在外婆跟前一样，我不知道，世上的事为什么有那么多巧合，那么多相似的情境穿越时空，呈现在我面前。略微不同的是，这次我哭了。
外公的棺材放在一块麦地里，不是用稻草包的，而是水泥砖砌起来的一间小屋。我把从县城捎过来的花圈，插在麦地里，四十块钱的大红花圈，站在公路上等车的时候，一转头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