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台湾女作家，笔名晓风,桑科,可叵,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供大家欣赏。
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大型家家酒
我还想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小时读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竞走遍台北找一只生铁铸的灶门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弯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的。二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壁》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里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的肩驮手抱的成堆的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的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候。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面九尺高，二十尺长的墙完全做成书墙。
那时刚放暑假，我打算要好好玩上一票，生平没有学过室内装演，但隐隐约约只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这件事。原来的计划只是整理前廊，并做个顶天立地的书橱，但没想到计划愈扯愈大。"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终于决定全屋子大翻修。
天热得要命，我深夜静坐，像入定的老僧，把整个房子思前想后参悟一番，一时之间，屋子的前世此世和来世都来到眼前，于是我无师自通的想好了步骤，第一，我要亲自到全台北市去找材料，这些年来我已经愈来愈佩服"纯构想"了，如果市面上没有某种材料，设计图的构想就不成立。
我先去找磁砖，有了地的颜色比较好决定房间的色调，磁砖真是漂亮的东西--虽然也有让人恶心想吐的那种。我选了砖红色的窑变小方砖铺前廊，窑变砖看来像烤得特别焦跪香滋的小饼，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火的图案，厨房铺土黄，浴室则铺深蓝的罗马磁砖，为了省钱算准了数目只买二十七块。
二个礼拜把全台北的磁砖看了个饱，又交了些不生不熟的卖磁砖的朋友，我觉得无限得意。
厨房流理台的估价单出来了，光是不锈钢厨具竟要七八万，我吓呆了，我才不买那玩意，我自有办法解决。
到建国南路的旧料行去，那里原是我平日常去的地方，不买什么，只是为了转来转去的去看看那些旧木料、桧木、杉木、香杉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蔓草间。那天下午我驾轻就熟的去买了一条八尺长的旧杉木，只花三十块钱，原想坐计程车回家，不料木料太长，放不进，我就扛着它在夕阳时分走到信义路去搭公车，姿势颇像一个扛枪的小兵。回到家把木头刷上透明漆，纹理斑节像雕塑似的全显出来了，真是好看。我请工人把木头钉在墙上，木头上又钉些粗铁钉，(那种钉有手指粗，还带一个九十度的钩，我在重庆北路买到的，据说原来是钉铁轨用的)水壶、水罐、平底锅就挂在上面，颇有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风味。
其实，白亮的水壶，以及高雄船上卖出来的大肚水罐都是极漂亮的东西，花七八万块买不锈钢厨具来把它们藏起来太可惜了。我甚至觉得一只平底锅跟一个花钵是一样亮眼的东西，大可不必藏拙。
我决定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炬，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小时候读过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不知道是不是那首诗作怪，我竟然真的傻里傻气的满台北去找生铁铸的灶门。有人说某个铁工厂有，有人说莺歌有，有人说后车站有，有人说万华有我不管消息来源可靠不可靠，竟认真的一家一家的去问。我走到双连，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着走着，二三十年的台北在脚下像浪一样的涌动起来。我曾经多爱吃那小小圆圆中间有个小洞的芝麻饼，(咦!现在也不妨再买个来吃呀)我曾在挤得要死的人群里惊看野台戏中的蚌壳精如何在翻搅的海浪中载浮载沉。铁路旁原来是片大泥潭，那些大片的绿叶子已经记不得是芋头叶还是荷叶了，只记得有一次去采叶子几乎要陷下去，愈急愈拔不出脚来。
三十年，把一个小女孩走成一个妇人，双连，仍是熙熙攘攘的双连。而此刻走着走着，竟魔术似的，又把一个妇人走回为一个小女孩。
天真热，我一路走着，有点忘记自己是出来买灶门的了，猛然一惊，赶紧再走，灶门一定要买到，不然就做不成灶了。
"灶门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伙计听了我的话高声的问他的老头家。
我继续往前走，那家伙大概是太年轻了。
"你跟我到后面仓库去看看。"终于有一位老头答应我去翻库存旧货。
"唉哟，"他唠唠叨叨地问着，"台北市哪有人用灶门，你是怎么会想到用灶门的?"天，真给他翻到了!价钱他已经不记得了，又在灰尘中去翻一本陈年帐簿。
我兴冲冲的把灶门交给泥水工人去安装，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东西还没有绝迹。
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季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名家张晓风抒情散文：她曾教过我
为纪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鼓励我，称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宠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乐观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爱情，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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