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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啊!!!求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脉络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经历了393年。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灭亡以后,在南方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这五个朝代,在北方经历了十六国和北朝许多的变动,最后由北周平北齐,隋又取代北周并平定了南方的陈而统一全国。这中间经历了从公元317年到589年,***272年的分裂。东晋南北朝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朝代不断更迭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其中有的朝代比较长,如东晋(317~420)历时103年;有的朝代很短,如齐代(479~502)只有23年。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南北的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的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这在南北朝民歌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南北对峙并没有断绝南北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都有记载可寻。北朝的诗歌模仿南朝的痕迹相当明显。梁代末年,庾信的北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流,而他也成为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北朝散文不乏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魏末年与北齐时期文学的成就,已引起南朝文人的注意。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学也有影响,特别是在音乐和佛学这两方面尤为明显。隋朝统一中国后,南北文化的交流继续扩大深入,到了盛唐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