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县级行政地图上也找不到的村子，我称其为老家。实际上它并不是我的老家，只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父母下放到这里，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这里。这是我的出生地，承载了我欢乐的童年，所以我称其为老家。八十年代初，我随父母回到城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过那里。中国人对老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情有独钟。我也不能免俗，对老家，虽不提起，却魂牵梦绕。
老家只有我记事起就称为干妈的一家人算是亲戚吧。由于那时小，将这段不深的感情逐渐淡忘、模糊。对老家最深的记忆还是土房、老井、荒山以及村西的一片荒草地。春天，荒草地冒出一抹绿，儿时我淘气异常，脱掉过冬的棉衣和小伙伴们在这里追逐嬉戏。夏天花更红更灿，柳更浓更绿，可以在草地上扑蝶捉虫，尽情玩笑。秋天领着小伙伴去山坡上摘野枣或是山杏，现在觉得酸涩异常，当时却是不多的美味。冬天是最有趣的季节，我会拿着哥哥做的冰车在伙伴面前炫耀，在山下的冰河上滑冰，抽冰尕，完全是个假小子。这些儿时最深的记忆，想抹也抹不掉。
离开老家后，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回去过，后来又去外地上学，毕业后又去另一个城市安了家。对于老家也是偶尔回母亲那里能听到一些不完整的消息，只知那里依然很穷。
今年的9月28日晚9点多，一个电话打破了多年我与老家不曾联系的事实。原来是干妈家的弟弟在秋收时右手被玉米收割机绞进去，除大拇指外，其余手指全部断掉，他们在省城急需钱，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求到我这里。我不清楚这笔钱的还期，所以对自己说：“就当扶贫了，而且是面对面扶贫，很好。”于是次日，我将三万元钱打进对方的卡里。
年末，我还有5天年假未休，忽然想回趟老家，这个想法像野草滋生，想拔也拔不掉。于是我先乘了三个多小时的火车，又转乘两个小时的汽车，下车后眼前的情景完全不是当年的记忆。我不想寻人问路，我想慢慢行走慢慢找回记忆。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寻着大致的方向踽踽独行。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一个与印象中面目全非的村庄逐渐清晰起来。记忆中的村子房屋虽是土屋、虽不整齐，可也错落有致。如今眼前的村子虽多了些砖瓦房，可杂乱无章。记忆中宽阔的大街被延伸的院墙围进了各家各户。几个七八岁的小孩子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脏兮兮的脸在追逐、打闹。看到陌生的我，茫然、不知所措。远处墙拐角处几位抄着手的老人拱着肩在晒着暖暖的冬日的太阳。这些陌生的面孔却同记忆中的冬日重叠。或许老家并无多大变化，变得只是我。
干妈家确切的住址我还是没有找到记忆中的痕迹。最终还是打电话求助。电话中苍老激动哽咽的声音，使我也有些激动。不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朝我走来，记忆中的干妈总是笑眯眯的，现在面前的`老人是谁？满脸皱纹，眼睛浑浊，脸颊塌陷，拉住我的手不停的落泪，当泪落到我手上时，我才后知后觉迪醒悟，这是我叫了多年干妈的人。
干妈唠叨着我儿时的糗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她家的房子还是那个土房，只不过在旁边又接了两间而已。老井早已干枯，在老井旁边又打了一眼更深的水井。屋里除了一个老式的彩电外，看不出与从前有什么变化。从干妈嘴里知道很多，山脚下的小溪干枯了，村西的荒草地被人种上庄稼了，儿时的同伴也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这里出去打工的人很少，地薄产量少，每年的收入也只将将够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谁家娶妻盖房子都是亲戚间相互拆借，年轻人结婚后各自出去单过，债务都是老人承担。古老的传承在他们身上延续。是什么造成了贫穷、固步自封。或许是观念、或许是教育不到位。这里的孩子一般小学毕业就不错了。我一时找不到答案。说到干妈家弟弟手被收割机致残的事，干妈又是落泪，原来去年这台机器就已经将一个人的手绞残了。从谈话中我知道了这种机器之所以一再出事，是因为机器在运转时会被玉米棒子堵住出口，而想将这些堵塞物清理出来，只能在机器运转的时候人的手进去才可以清理，也就是看人的动作和机器的动作谁能更快，慢了，手就被绞掉。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款不该上市的机器。我建议干妈一家找厂家和销售方索赔，干妈却无奈的唠叨着。在干妈家住了一晚，辗转难以成眠。
次日，我拒绝了干妈的挽留，答应干妈以后常常回来看她，也拒绝了他们的送行。我不喜欢在我一个人上路的时候被别人送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家。
其后一段日子，也是苦思，总想为干妈一家做些什么。我上网查了那款机器，这款机器在全国出过多次事故，被称作：“绞手的机器”。我咨询了熟悉的律师，像这种带着隐患的农具出厂销售，是否可以将厂家和销售方诉诸法律，取得相应的赔偿。律师的回答是：你有精力、金钱、时间进行一场持久的官司吗？我只好放弃，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尽量每年去看望干妈一次。顺便寻找那久远的记忆，将其凿固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