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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晚年优美散文

  晚安,晚年

 父亲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说咱陕西这块地方像一把钥匙。说完,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裤带,那里系着一串钥匙,能打开一处挂着锁的老房子。这处房子在陕南,藏在一条山沟里。

 这是父母来武汉的第二天。外面正飘着雪,亮着的电暖器像一盆火。父亲嫌这东西费电,说要是在家里,给火塘加些柴就能取暖。

 我明白父亲思乡心切,接着这个话题和他聊了火塘里的茶罐、煨着的酒、埋在火灰里的洋芋。父亲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说,这么冷的天,不晓得花脸猫咋样了?

 这把我的心思一下扯远了。我在武汉待了十来年,接父母来住过几次,他们总要留一个人在家,照应庄稼,人情礼往,还有花脸猫。这次,他们能一起来,下了很大的决心。得找到接手种地的人,不然地荒着像什么话;打电话告知亲戚,不然客人来了大门锁着那像什么话;至于花脸猫,自然也要请人来做猫饭。

 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想让他们再回老家了,却不敢告诉他们,怕他们觉得被挟持了。可他们来了,我还是把他们落下了。除了周末,家里只有他俩,幸亏还有只狗小朱,给他们添点笑声。我每天中午打电话问他们吃了没,回答说吃了,要么煲谷糊糊,要么洋芋煮豆角,要么青菜煮豆腐,都是老家的吃法。

 晚上,我和父亲照例要喝杯酒,扯些闲话,通常我会说到某个邻居或亲戚到城里去了之后是如何生活的,比如下棋、看书。说到有一位表爷还上老年大学学书法了,父亲笑笑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城里没有地嘛,手闲着也累。

 父亲喜欢看书,读了《浮生六记》,说写得真好,可惜沈复和芸娘命太苦了。他夸蒋坦的《秋灯琐忆》写得好,看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夸汪先生家常,是个好老汉。父亲看书时,母亲要么逗弄小朱,要么坐在阳台上看看花草。母亲进过扫盲班,开始能认一些字,后来全忘了。等到她的三个儿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有一天她叹息一声:“原来养了三个客呀!”他们羡慕别人家里有老头、有青年、有小孩。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却分散在几个地方。

 我听到这句话很伤感。我在城里这些年经常没有归宿感,时常发些“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牢骚,犯愁的事情层出不穷,可每次回老家,总要做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生怕父母忧心。在奔赴城市的路上,他们躬身做垫脚石,到后来我们忘记了最初的梦想,陷在世俗里。就算每年都回家探望,但一个事实就是——不说是抛弃了父母,至少是舍弃了父母:别人家济济一堂享天伦之乐,他们只有艳羡的份儿,并且生怕给儿女添麻烦。

 前年母亲摔倒了,半边身子不能动,他们竟然没吭一声。幸好我打电话回去,母亲还说不要紧,睡一夜明儿就好了。我当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电告亲友帮忙送到医院。虽说脑部出血点位置不伤要害,但手脚依然有障碍。母亲说:这回花了那么多钱,就像你们买回来一个妈,我得好好活几年,不然,你们太划不来了。

 有天晚上,父亲和我谈起了生死,说起了他预备的墓地位置。他说他要是死在城里,一定要把骨灰送回老家,他说他答应过祖母死后陪在她身边;他说那地方离老屋近,就像换个地方睡觉一样,离屋近还有个好处,你们想看我了,不用跑路。我想,是不是留他在城里这事儿给他压力了?

 他们还是孤单。我每次下班,他们都像五星级酒店的门童,站在门口,眼巴巴的,看样子等了很久。我说,以前每年回去两次,现在天天在一起,怎么还等起来了?母亲说,那样习惯了,现在不一样了,有盼头。

 周末扶着母亲去不远处的小广场晒太阳,母亲忽然指着一个人说,像咱们村里的一个人。这只是开始,后来每次下楼,她总能看到一个人像我们村里的某个人,要么背影像,要么头发像,要么走路姿势像。有一天,她看见一只松狮狗,怎么看都很忧愁,母亲忽然乐了,说:你看这狗多像某某某!我也笑起来,她说的那个邻居不苟言笑,倒真有几分神似。

 我笑着笑着,心一紧,原来母亲也在思乡。

 年关一点一点近了,父母想念起老家的腊月,烧酒的香,熬糖的香,左邻右舍欢快的声音,而这里缺这一份热气腾腾。每有亲朋来电问候,父亲总说挺好的,挂了电话会若有所思地叹息一声。有一天,我回来,父亲很开心地说:那位上老年大学学书法的表爷回老家了,不住城里了,说就像一棵玉米种在公园里,怎么看怎么不是一棵庄稼。看来,表爷的话让父亲产生了***鸣,我又忐忑了一会儿。

 春节前两天,弟弟从南京过来,说起前不久去广州出差看望一位老邻人的事情,说那位邻人拉着他的手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弟弟说,一个老头子怎么会那样哭?父亲说,年轻人不知道乡情,古人把“他乡遇故知”跟“洞房花烛夜”列入人生四大喜事,那可不是胡扯的。

 父母第一次没在老家过年,母亲说前一阵给老家一位王神仙许了愿,让我去买了香火。我腾了一个花盆的土放在阳台上。母亲跟王神仙说:对不住,隔了这么远,害你跑路,这城里又不敢放鞭炮,怠慢你了,等我回去再敬你,我给你许的愿你可要尽心呀。我问母亲许了啥愿,母亲笑着不说。我又问,母亲说请王神仙保佑我有瞌睡,说她都一觉睡醒了,看我还坐着,就许愿请王神仙让我早点睡觉。

 再没有那样的情诗了

 姥爷一***有过4个孩子,只活了妈妈一个;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子女”。

 爸爸和妈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

 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扑蝶”舞,爸爸参加了合唱——苏联歌曲《***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俩的身影。

 这就叫缘分吧。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善言辞、低头走路、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儿。

 妈妈在众多通篇介绍自己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7个字的情书:“我想和你交朋友。”妈妈回了3个字:“我同意。”

 加在一起很简单的10个字,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却始终信守不渝。

 确立关系一年后,爸爸肩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要坐3天4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通信联系着,从没考虑过将来能不能调到一起。

 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第一页上,是爸爸俊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弟塔基。”

 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那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本子里夹着一张很美的照片,妈妈的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这就是妈妈在我那理想主义的爸爸眼中的形象。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展开:妈妈比爸爸年龄大?为什么爸爸叫妈妈“姐姐”?在爸爸的情诗里,他们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

 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妈妈的生日在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

 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后来,我干脆直接去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

 “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叫我的名字。”妈妈好像不记得那本诗集一样。

 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衰退了。

 经过5年鸿雁传书,27岁的爸爸和妈妈作为当时的大龄青年,决定结婚。

 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调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费用——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5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

 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后,终于在我6岁的时候,调回来了。

 15年里,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的火车长途跋涉的煎熬,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其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

 爸爸回来后,每天晚饭时都会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妈妈住在姥爷家,二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每当爸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妈妈手里忙活着家务,耳朵却听着他们的谈话,不时点头微笑。闲下来时,她就坐在一旁,深情地看着爸爸,那眼中的欣赏分明是回给爸爸的.情诗。

 不当诗人便亏了的爸爸,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妈妈一本集合了世界著名诗人给妻子的情诗集,在扉页上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这个50岁的男人依然“跪拜”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脚下。

 我们再没有那样的时代,再没有那样的爱情了,也再没有那样的情诗了。

 生命中的第三种痛

 20岁那年,我被挤下了高考的独木桥,所有的梦想和荣耀在一夜间灰飞烟灭。我选择了逃离,毫不留恋地逃离了那个生养我20载的村庄,独自来到县城的一家工厂打工。我要活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我要让我的父母在村里老少爷儿们面前重新抬起头来。

 然而上帝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历经磨难,上班不到半年,一次意外的机械事故再次摧毁了我的憧憬与梦想——失去了左手的中指和食指。那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承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双重疼痛的煎熬。

 在出事的当天,厂方打算通知我的父母,我没有答应。这个时节,父母正在农田里劳作,他们累弯的腰身,再也不堪如此重负了。

 在医院治疗二十几天后,我出院了。这时离中秋节还有三天,厂里给我一个月的假。坐在回家的车上,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我在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曾发过誓,不在外面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去。现在我回来了,不但境况没有改变,还丢了两根手指,我觉得真是没法面对父母。

 在路上,我曾几次突然站起来,想下车,想返回去。可转念一想,返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手指没了已经是事实。我总不能因为少了两根手指就选择一辈子不见我的父母吧。

 走到村头,远远地看着家门,我甚至没有勇气再前进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村口的那棵大榆树下徘徊了多久,也不知道下了多少次的决心,我最终出现在了母亲面前。

 母亲对我回来并没感到意外,只是很惊喜地说:“你们单位真行,提前放假了。”母亲以为我就是回来过中秋节的。

 从走进家门,我的左手就一直揣在裤袋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跟母亲说话。母亲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我都说很好。

 我问父亲干啥去了?母亲告诉我,说我表哥今天结婚,他喝喜酒去了,可能晚上才能回来。

 母亲问我:“饿吗?”我说我早上吃过饭了。母亲说:“你渴了吧,到屋里凉快一会儿,我去东头的瓜地买两个西瓜。”我说不用,可母亲还是拎起菜筐去了。

 母亲在递给我西瓜的时候,我是用右手接过来的,在吃西瓜的时候,也一直用右手拿着,左手一直放在裤袋里。

 啃了几口西瓜,可能是过于紧张吧,我竟不慎将西瓜掉在了地上。去捡西瓜的时候,我用的也是右手,这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问我:“你的左手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只是碰了一下。母亲听了,竟一下子扑过来,说:“快给我看看。”我不肯,转身跑回房间,母亲也跟着跑过来,她拽着我的胳膊,硬是把我的手从裤袋里拉了出来。母亲只看了一眼,就孩子般哇的一声哭了。

 母亲反复地看着我的手,哭了足足有10分钟,这才问我:“碰了多长时间,还疼吗?”母亲没有问我是怎么碰的、厂方是怎么处理的这一类事情。在她看来,碰的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结果。

 一整天,母亲都神情呆滞,说话也总是前言不搭后语。我试图以强装出来的笑容安慰她,但每次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引发的都是她再一次的哭泣。

 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我没有睡着。十点多钟,父亲回来了。父亲一推大门,母亲就立即打开了院里的灯。我知道母亲根本就没有睡,她在等父亲。

 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父亲就匆匆地推开了我的房门。我知道母亲在这三五分钟里,已经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

 父亲打开了我房间的灯,他喝了很多酒,推开我的房门时,我就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打小就很害怕父亲,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实在不敢面对他,只好假装睡着了,紧紧地闭着眼睛。

 父亲来到我的床前,扶着床头,慢慢地蹲下来,把头靠近我放在身上的那只手。父亲的眼睛有些近视,他的脸离我的手很近,我能感觉到他呼吸的气流喷到了我的手上,热热的。

 父亲看过我的手之后,竟一下子坐到了地上。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他坐在地上半天才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我偷偷地看到他也流泪了,无声的。

 父亲站稳后,挨着我在床边坐了下来。他的手几次抬起来,伸到我的手前,好像想要摸一下,但几次在要触及我的手时,都又缩了回去。

 此刻,我真想一下子坐起来,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哭一场。但我还是忍住了,甚至把呼吸都屏住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走到柜橱边拿来了一个枕头。他轻轻地把我的手拿起来,平放到那个枕头上。他是怕我晚上翻身时,碰疼了伤口。

 父亲离开我的房间时,脚步很轻,他几乎是一点点地挪出我的房间的。不一会儿,我听到父母房中一阵极力抑制的抽泣声……

 那是低低的极度压抑的痛苦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她泣不成声,最后竟哭得喘不过气来。父亲低声的悲泣也一点点地传入我的耳朵。

 我终于明白:我的身体是父母所赐,自己的两根手指,是连着父母的心啊!其实,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疼痛不是身体残疾之痛,也不是希望破灭和生命抉择时的心灵之痛,而是这第三种疼痛——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痛苦却无法“代子受痛”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