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弓
张一弓，1934年生，河南省新野县人。中***党员。1950年肄业于开封高中。历任《河南大众报》记者、编辑、编辑组长，《河南日报》记者、文艺组负责编辑、理论处处长、革委会副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中文名：张一弓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河南开封
出生日期：1934年12月
逝世日期：2016年1月9日
职业：作家
毕业院校：开封高中
主要成就：《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代表作品：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
祖籍：河南南阳新野县
人物经历
男，历任理论处处长、革委会副主任兼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登封县文化馆副馆长，河南省文联创作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34年12月生于河南开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河南新野县。中***党员。1950年于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相继在《河南大众报》、《河南日报》任记者、编辑近三十年，后到登封县基层工作三年。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因短篇小说《母亲》受批判而辍笔二十年。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后重新发表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著有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本书获得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的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82年加入中国作协，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
创作简况
著有小说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代表作》、《张一弓小说自选集》、《流泪的红蜡烛》、《死恋》、《火神》、《死恋》、《野美人与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等。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将于近日出版。
获奖作品
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一等奖，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集《张一弓集》获全国第一届优秀图书奖。
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
《远去的驿站》张一弓从一个孩童的经历和视角，写出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的大舅、父亲以及姨夫为核心的三个家族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书中有四十多个人物相继出场，没有太复杂的关系，也没有过多缠绵的感情纠葛，只是在大舅的冲动中，在父亲的执著中，在姨夫的坚持中，面对敌人，面对情人，面对手足而产生的诸多心灵上的撞击。作者把人物思想、情感的冲突，心灵的对话描绘得生动感人。
成长经历
张一弓，一级作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35年生，祖籍南阳新野县。父亲张长弓原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时，写了一首叙事诗，获得全校文艺比赛第一名。后到《河南大众报》和《河南日报》任记者、编辑长达30年。1956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产党。1959年秋至1960年，因写短篇小说《母亲》受错误批判而辍笔20年。1980年后重新发表作品。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戛斯》分别获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多部小说被搬上电影银幕。《黑娃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已出版的中篇、短篇小说集有《张铁匠的罗曼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火神》、《流泪的红蜡烛》、《死吻》、《死恋》、《张一弓中短篇小说集》、《野美人与黑蝴蝶》等。《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道》、《伏尔加轿车停在县委大院里》、《火神》都颇引人瞩目。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张一弓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深入反思农村历史道路的曲折，热情拥抱变革时期的农村现实，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使他的小说成为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偏爱生活中的特异事件，擅长通过戏剧化的手段，造成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舒卷自如的情节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充沛的文学激情、雄浑悲壮的风格与滑稽幽默的笔调相结合、欧化的叙述语言与充满乡土气的人物语言相融汇，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
创作历程
他不是文坛上炙手可热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潜心写作，却总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时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们常常提起，甚至流传海外。2007年，《远去的驿站》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到“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而加拿大汉学家、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翻译为英文发表。这时，距离这篇小说的首次发表已经有27年。驿站上的漂泊者
年过七旬的张一弓，电话里的声音清晰然而缓慢，他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呼吸量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写作，仍然为了疾病妨碍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程而着急。张一弓说，自己对河南总觉得少了一些归属感，说得高雅一点，好像是灵魂的漂泊者。他的老家是三国时代刘备曾经当了几年县令的新野县，但在父亲那一代离开了乡土，故乡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也没有留下属于他的一座老屋、一棵老树或是一道低矮的篱笆墙。他出生在开封，并在那里生活多年，却只是在那个古城的小巷里不断变换住址的房客，这里也没有属于他的“宅基地”。有的作家写故事，家乡的一个村庄都写不完，而张一弓呢，他的童年留下的只是人生驿站不断飘逝的风景。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跟着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父亲到处流亡，光是小学就换了十多所，没有温馨的、稳定的供他回忆的老屋，这是他生命的特点。
张一弓的父亲在大学里教文学，母亲是教高中国文的老师，耳濡目染，张一弓自幼受到文学的熏陶，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就看《聊斋》、鲁迅的《呐喊》等经典著作了。10岁那年，他们逃亡到陕西宝鸡的一个农村，有一段时间没学上，张一弓就把童年生活写成了一篇篇的纪事体散文，他照着父亲书架上的书，自己设计了封面，写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并在封底注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处女作”就笑了。直到现在，张一弓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文集”中有一篇是描写说大鼓书的女艺人怎样在财主家的婚礼上说唱，自己参加的是募捐队，为宣传抗日把她赶下台，女艺人哭着把自己赚的零钱都放在他的募捐袋里，说：“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个时期，他描写的儿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运，只是他自己并没有这种认识。张一弓的父亲看了后直掉眼泪，他说，斑斑在写大人的东西，他有一点感伤主义。
这是张一弓创作欲望的第一次表达。
新中国建立后，16岁的高中生张一弓成了年纪最小的记者。记者生涯给他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不断流动、不断变幻的生活场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断增添着丰富而驳杂的内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生命交给了新闻事业，从见习记者一级一级地提上去，直到晋升为副总编辑。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几乎每次政治斗争都使他难逃干系，“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并不怨恨，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比我经历了更多的磨难。相反，恰巧这一点，是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把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
被称为“记者娃娃”的张一弓没有忘记文学。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宝和银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又有几篇小说发表在湖北的《长江文艺》、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说《母亲》，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说招来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张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学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结束后，他又因“文革”后期担任了报社的领导职务而受到审查批判，调离新闻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农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边站”的时候，他又暗自写起了小说。1980年1月，《收获》发表了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之前，《收获》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按照当时的惯例，向作者所在地调查作者情况，征求意见。主管部门领导认为作者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却又两次打电话，坚持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是时任《收获》主编的巴金拍板决定发表了它。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期间，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进入得奖名单，又再次收到来自河南有关部门的反对意见。文学评论家阎纲在《悼犯人李铜钟》（见《随笔》2001年第3期）中写道：“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在评奖二十年以后，张一弓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对他的又一个巨大的支持，他说：“我感谢很多在写作上支持过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并庇护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与文学结缘了。”
1983年秋天，当张一弓作为农村的业余作者，已经获得3次全国性文学奖项之后，才从农村被调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后重操中断了20余年的文学“旧业”，一鸣惊人，以中篇小说的形式连续不断地向文坛发起“冲击”，以其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直面历史的勇气，以其强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苍凉悲壮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年过花甲之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又获中宣部颂发的“五个一工程”的优秀作品奖和新闻出版总署颂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张一弓并没有因为屡获大奖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却从中感觉到了苍凉，他说：“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一棵错过了生长季节的老树，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着命抽条长个儿，而试图把原本属于夏季和秋季的果实挂上冬季的枝头。这样的生命体验感受是悲剧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虽然有着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张一弓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出任何属于他个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说：“写作必须具有对人间苦难的悲悯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让个人恩怨进入文学，不要用‘小我’亵渎文学，不要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伤疼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样我就会不公正，就会使作家应有的悲悯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损害。作家如果没有悲悯之心就不要写东西。不同的作家最后所要竞争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这样勉励自己。”张一弓认为，作家的创作虽然要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一弓才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中挣脱出来，深切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写了30多篇、150多万字的表现河南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评论家认为，张一弓与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同点是，关注农民的命运，具有浓郁的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但也看到了张一弓与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虽然他所写人物的语言特色和行为方式，都属于地道的河南农村，但他的作品的叙述语言和结构方式却是属于城市知识分子的，甚至有欧化的成分，同时也从这种“不同”中看到一个属于城市知识阶层的作者，对农民怀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悯之心，为他们摆脱苦难的挣扎送去沉重的呐喊或含泪的祝福。张一弓承认，他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不担心这会妨碍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视而且非常喜欢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远去的驿站》中，他写了父亲、大舅和姨父三个知识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们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章节的标题：《胡同里的开封》、《姥爷家的杞国》、《试论刘秀称帝与老张家桑园之关系》、《关帝庙上的星星》，都打着真正的“河南”的烙印。还有大舅家族忧国忧民的“杞人情怀”，父亲毕其一生都在寻找的南阳大调古曲《劈破玉》，已经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还采用了很多爱恨情仇的传说，也都尽可能地保持了传说地域的原始状态。张一弓认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丰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奇闻轶事
一根羊肉串引出一部长篇小说
《远去的驿站》是张一弓用10年时间精心打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汇之地为背景，以三大家族近百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婚恋和情爱关系为主线，去描述家族的兴衰和矛盾冲突，凸现出一个时代的民族生存史，展现出中国近百年的变迁。
在张一弓的构思中，这部活跃着40多个人物、贯穿百年历史的《远去的驿站》打算是要分三部长篇来写的，但是，冗长的文字和复杂的结构是否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张一弓在困惑中徘徊。一日，他在街边的小摊上吃羊肉串，羊肉串的“结构”让他眼前豁然一亮。于是，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在张一弓笔下行云流水般飞泻而出——他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和视觉，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串连起来，“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是羊肉串的那根棍儿。
一个传奇、浪漫、诗意的故事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它以古都开封为轴心，画出了一个家族壮阔的命运。在一种复杂的叙述语调中，个人记忆如一盏灯，迅速掠过密集的事物，让人们震惊地感受人类活动无限的多样性。
因为“母亲”被批而沉默20年
张一弓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河大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家庭的熏陶培养了他的文学天赋。他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屠夫的家庭，10岁时我学会的应该是杀猪。”
1956年，21岁的张一弓在洛阳《牡丹》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这为他后来苦难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时他的母亲刚被打成右派，他这篇文章被批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口诛笔伐接连而至，一篇短篇小说竟招来了28篇批判文章。从此后，崭露头角的张一弓从文坛上消失了，这一沉默就是漫漫20年。
张一弓陷入了回忆之痛，他哽咽着说：“我的一生就像拳击手一样，我不是重量级选手，当命运要将我打倒时，我没能力打倒它或者是不被它打倒，我只能是——被打倒了，在读秒时——一、二、三能及时跳起来，在艰难的岁月里靠精神活下去”
巴金冲破阻力让他的小说获奖
1980年，张一弓复出文坛，以一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被誉为“开社会主义悲剧之先河”的佳作，张一弓从此走上了文坛。谈起这部作品，张一弓向记者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巴金先生冲破阻力给了他这个至高荣誉。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张一弓1979年年底投给《收获》杂志的稿件，被编辑选中推荐给了主编巴金先生，巴金非常喜欢。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写信揭张一弓的“老底”，认为这部小说不能发表。巴金力排众议，不但将该小说发表在《收获》上，而且还力荐其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些内幕张一弓并不知情，事隔22年之后，去年在上海举行的巴金99华诞聚会上，作家阎纲透露了这一细节。张一弓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惊讶且感动，他说：“没想到一位文学大师，竟暗暗地保护着我这样的小草。”
创办《热风》10万元买了一个教训
1992年，张一弓被任命为省作协主席，那时作协没几个人，不管作家又没刊物，一年经费9000元。张一弓对一个企业家朋友说：给我把米，让我喂只文学的鸡，给我们下点儿文学的蛋。
朋友给了他10万元钱，他创办了《热风》杂志。真没想到这只鸡这么不好喂，稿费、工资、印刷费和房租都找张一弓算账，为此，张一弓拉下脸向企业家们鞠躬拉赞助，但最终还是无力支撑下去了，只好改版。张一弓说，这次办刊经历让他体验了一次生活，买了一个教训。
一部小说改编费只有600元
张一弓的家十分简陋，除了几柜书以外别无高档家具。记者忍不住问他：“您那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在我想像中您可是个腰缠万贯的人呀。”张一弓闻听此言哈哈大笑：“说来你不信，我一部小说的改编费只有区区600元。”
张一弓的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流泪的红蜡烛》、《山村理发店纪事》等已被改编成了近10部电影或电视剧。那时候张一弓的版权意识差，有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都放映两年了他才知道，他拿到的改编费很少，最多的一次也只有600元。
后来，张一弓应邀到美国访问，别人都以为他是个富翁，问起他的收入，他总是笑着说：“男士的钱包和女人的年龄一样是个秘密。”别人让他到酒店请客，张一弓怕“露馅”，自己买菜给他们做了一桌饭菜。
对于别人的侵权，张一弓总是淡然一笑：“我们这代人有自己固执的价值观，自己的作品被偷偷改编，如同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抱走，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但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认同，我感到这是一种幸福。”
一个人静享生活的孤独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10年来我已经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面对记者的提问，张一弓缓缓地说。他说，这是第一次在记者面前谈起自己的家庭和婚姻。
10年前，张一弓和爱人平静地分手，从此就再也没有走进“围城”之中。说起那段婚姻，张一弓说：“这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我的婚姻好像是把第一个扣子扣在了第三个扣眼上，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们彼此理解地分开了。”
“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从来不会去刻意追求它。所以我宁愿去享受这种孤独，它能使我心无旁骛地去写作”
张一弓告诉记者，他对两个儿子管教不多，他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沾过自己的一点光。两个儿子自食其力，开了一个小超市，目前都还没有成家。大女儿考上博士以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文学教授，二女儿在一家公司上班。儿女们经常和他电话联系，有时会给他送纯净水或买些东西，但更多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守在笔记本电脑旁敲打着，敲打着日复一日的孤独与寂寞。
他辞去了一些应酬，谢绝了采访，“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这时，张一弓接了一个电话，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打来的，说10万元奖金马上就要兑现，扣除税费，还有8万元是属于他的。
张一弓说，这次获奖给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他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30年献给了新闻，而现在，他想重新开始，“作为一棵错过开花结果季节的树，我只想把秋天以后的时光重新安排，我的青春要从68岁开始”
谈起将来的写作计划，张一弓说他正在写姨父的长篇传记，依然是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更加真实和惊心动魄。目前他已经写了25万字，这将是他焕发二次青春的又一力作。
著作书目
张铁匠的罗曼使（中、短篇小说集）1982，百花
流泪的红蜡烛（中篇小说集）1983，四川人民
火神（中、短篇小说集）1985，花城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篇小说集）1986，中原农民出版社
张一弓集（中篇小说集）1986，海峡
死吻（短篇小说集）1988，长江
张一弓：（1935~）生于开封。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新时期以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的她的小嘎斯》分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远去的驿站》等。刘思谦：评论家。
著名作家张一弓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下午2时59分在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