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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谈音乐》发表在哪

《谈音乐》,《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五年前编订《张爱玲集·流言》(2006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查考张爱玲第一部散文集《流言》(1944年12月上海五洲书报社发行)所收二十九篇作品的出处,只有《谈画》和《雨伞下》一长一短两篇不明最初发表于什么刊物。“张学”已如此发达,这个遗憾却一直延续至今。

疑问终于在日前得到了部分解答。南京大学肖进博士查明,原来精彩的《谈画》初刊1944年7月《淮海月刊》7月革新版。据《淮海月刊》版权页所示,该刊由“淮海编译社”编辑,在沦陷区徐州和南京发行。

这期《淮海月刊》7月革新版其实是文学专号,也即“革新”成文学杂志。除了张爱玲的《谈画》,还刊登了胡兰成的散文《记南京》和《言之丑也》、路易士的《诗三章》(《十二三》、《夜曲》和《梦回的视觉与听觉》)、沈启无的《纪行诗——断片》、林微(误印作徽)音的小说《酒后》、傅彦长的散文《谈牛羊狗猫》等等,他们都是在沦陷区活跃的作家。也因此,笔者怀疑这期革新版实为胡氏所编,因为只有胡氏能拿到张爱玲的大作,否则,张爱玲怎么会把《谈画》交给远离上海又在文坛毫无影响的《淮海月刊》发表?

胡氏《记南京》一篇,若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写得真不错。不过,这不是本文所拟讨论的。本文要论述并强调的是,《记南京》中引录了张爱玲的一则集外文!为了证明南京虽有“小街小巷”却没有上海的“弄堂房子”,两个城市情调完全不同,“上海的雨是人间的雨,南京的雨可是原始的”,《记南京》中突然插入了如下一段话:

张爱玲把《毛毛雨》译成英文,加以说明道:

“我喜欢《毛毛雨》,因为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来唱民歌是不自然,不对的。这里的一种特殊的空气是弄堂里的爱:下着雨,灰色水门汀的弄堂房子,小玻璃窗,微微发出气味的什物;女孩从小襟里撕下印花绸布条来扎头发,代替缎带,走到弄堂口的小吃食店去买根冰棒来吮着……加在这阴郁龌龊的一切之上,有一种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多看两眼,你会觉得它像一块玉一般地完整的。”

这段话原本是不分段的,为醒目计,笔者把引号里的张爱玲的原话单列一段了。其中,有两处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张爱玲在1944年间把歌曲《毛毛雨》译成了英文,她为什么英译《毛毛雨》?译文后来发表了吗?发表在哪里?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

二是张爱玲翻译《毛毛雨》时,为这首歌曲写下了一则说明,《记南京》文中所引当为这则说明的全文。文字、意境都是张爱玲式的,凡熟悉张爱玲作品风格的,都不会否认这则说明的主人就是张爱玲吧?这则说明完全应该视作张爱玲的集外文,暂且题之为《说〈毛毛雨〉》。

《毛毛雨》是什么歌曲,长期以来不是被斥为1930年代“靡靡之音”的代表作吗?先把《毛毛雨》歌词照录如下: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微风细雨柳青青,哎哟哟,柳青青。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毛毛雨,不要尽为难;微微风,不要尽麻烦;雨打风吹行路难,哎哟哟,行路难。年轻的郎,太阳刚出山;年轻的姐,荷花刚展瓣;莫等花残日落山,哎哟哟,日落山。

毛毛雨,打湿了尘埃;微微风,吹冷了情怀;雨息风停你要来,哎哟哟,你要来。心难耐等等也不来,意难捱再等也不来;又不忍埋怨我的爱,哎哟哟,我的爱。

毛毛雨,打得我泪满腮;微微风,吹得我不敢把头抬;狂风暴雨怎么安排,哎哟哟,怎么安排,莫不是生了病和灾?猛抬头,走进我的好人来,哎哟哟,好人来。

这分明是一首情歌,热烈缠绵、情真意切的情歌,结尾柳暗花明,回肠荡气。歌词之质朴流畅,琅琅上口,确实带有浓郁的民歌色彩。

《毛毛雨》出自大名鼎鼎的现代音乐家黎锦晖(1891-1967)之手,一般认为创作于1927年。但据1927年7月16日《申报》刊《聆曲记》(壁人作)报道,“是夜,有李璎女士唱新曲,***唱三出,即《毛毛雨》、《寒衣曲》、《可怜的秋香》。歌声悠扬,婉转动听。”应可断定,最迟在1927年7月初,黎锦晖就已完成了《毛毛雨》。次年1月,百代、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黎锦晖之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此曲从此风靡一时。

黎锦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他致力于统一国语、编写新国语课本、编辑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小朋友》和推广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等业绩,都可圈可点。黎锦晖更大的贡献是对中国现代音乐的推动,大致有四个方面:一、创办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创办明月歌舞剧社;二、创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多部儿童歌舞剧,大力提倡儿童音乐教育;三、为中国早期电影谱写大量词曲均甚优美的插曲;四、以《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和《桃花江》等为代表,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流行歌曲创作第一人,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所指出的:“黎锦晖在现代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是位巨匠级人物”,他“创造出既合乎现代又纯属中国的新音乐语汇”。

然而,黎锦晖对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大大低估了,不但当时受到左翼音乐界的猛烈批评,后来音乐史家的评价也不高,《毛毛雨》更被斥为“黄色歌曲”的代名词。当然,也有看重《毛毛雨》的,如“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这段歌句,就被教育家陶行知选入他所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中。

应该指出,鲁迅对《毛毛雨》也有所保留,但并没有全盘否定。他1934年11月1日致青年诗人窦隐夫函谈到中国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时,笔锋一转,说“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可见鲁迅一方面承认《毛毛雨》歌词的通俗性和可唱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毛毛雨》的流行并非新诗的胜利,而只是黎锦晖个人的成功。一年以后,鲁迅在有名的《阿金》中,又把《毛毛雨》的歌声比喻为“绞死猫似的”,可见厌恶之程度,但这是针对一些表演者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演唱的批评,与上述评论并不矛盾。

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黎锦晖有过回应。他并不承认《毛毛雨》等是“黄色歌曲”,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尝试以大众化的情歌代替当时都市茶楼酒肆中的“粉色小曲”,才从事流行爱情歌曲的创作。他在1965年8月所作的《我和明月社》中回忆说:

(1927年)我开始把大众音乐中的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猥亵的辞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词意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如用旧的音乐形式写成的《毛毛雨》,新的音乐形式写成的《妹妹我爱你》、《落花流水》、《人面桃花》这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东西。当时还没有“黄色歌曲”的称谓,归入流行歌曲之内。虽然这些东西当时没有出版,但“歌专”的学生已经唱得很熟了。

黎锦晖的自我辩护是值得注意的。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毛毛雨》已得到了重新评估,《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称1927年“黎锦晖创作迎合市民口味的家庭歌曲《毛毛雨》、《妹妹我爱你》,并开始流行”,这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虽然张爱玲说过“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和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但她还是写下了《谈音乐》这篇颇为有趣的文章。此文末尾特别说到“中国的流行歌曲”。张爱玲认为,1940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这首歌正是黎锦晖的作品——笔者注)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听价价叽价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她对当时流行歌曲唱法的批评,倒与鲁迅的观点有点不谋而合。张爱玲承认这种情形“现在好多了”,但还是提醒“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了出来的”。

不过,《毛毛雨》显然不在此例。因为张爱玲把《毛毛雨》译成了英文,因为她明确表示“我喜欢《毛毛雨》”。在这则《说〈毛毛雨〉》中,张爱玲没有讨论《毛毛雨》如何演唱的问题。她说得很清楚,之所以喜欢《毛毛雨》,是在于它的清新自然,在于“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也就是说《毛毛雨》是黎锦晖这样的音乐家从“民歌”中吸收、提炼、改编,然后创作而成的,属于适合现代都市市民口味的确确实实的“新的歌”,并不是硬凑出来的。张爱玲又借题发挥,巧妙地把《毛毛雨》与上海才有的弄堂文化相勾连,三言两笔,就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上海弄堂雨景,渲染了“弄堂里的爱”,并且上升到“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的高度。没有在上海大小弄堂里生活过的人,恐怕是难以领会这种海上情调和独特意境的。

张爱玲对来自民间的各种各类艺术作品一直十分推崇,无论配色鲜艳的土布,还是气息健旺的年画,等等,概莫能外。张爱玲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民间艺术”这个词,对民间艺术独有会心,她对歌曲《毛毛雨》的肯定,理应从这个角度去进一步认识和探讨。

从确认《谈画》最初出处到发掘《说〈毛毛雨〉》,对张爱玲研究文献学而言,《淮海月刊》的出现不可谓意义不大。但短短仅一百五十余字的《雨伞下》依然来历不明,期待有水落石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