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作者在文末注明作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表于同年同月10日出刊的《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上。写作其时，张爱玲年仅23岁。全文320余字，这个极短篇是张爱玲散文中最短的一篇，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极短的散文精品。粗看起来，此作的内容仅仅是对少男少女“初恋”的人生感悟。然而，我们细心地联系张爱玲“这一个”的自己就能发现，《爱》所抒写的是作者初恋时缺乏自信的一种迷惘；是进取还是退却？她在内心深处对自己作出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清楚，1944年2月初，倜傥风流的汉奸文人胡兰成从苏青那里问明了张爱玲的住址去拜访她。她明知是胡兰成却托故不见，胡只得从门缝里递进一张写明自己住址、姓名的纸条。隔了一日，张爱玲却主动去拜访胡，听胡兰成侃侃而谈，她一坐就是5小时，分明为他的才气与风度所吸引。次日，胡又回访张。就这样你来我往，一个“惊艳”，一个“慕才”，一见倾心、两情依依。这是从2月初至4月初约两个月间两人初恋阶段的事态，还未发展到后来热恋同居的阶段。但是，从张爱玲方面说，她一方面感到喜悦与温馨，矜持地又是热烈地迎接、珍惜这份爱。她送给胡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照片的背后亲手写上这样的喃喃情语：“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另一方面，对从小因父母离异就失去父爱、母爱的张爱玲来说，她一直有飘零之感，拥抱着寂寞和孤独。面对胡兰成，感到爱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议，而且她明明知道胡兰成已有妻室、放荡成性，是个有家不回的男人。因此她多愁善感，在内心时时、处处怀有一种灰暗苍凉的感觉，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情表示犹疑彷徨、亦喜亦忧，甚至表示放弃。她写字条给胡兰成，叫他不要再来看她。她又表示不想放弃，写信给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从中表示了她对这种尴尬情缘的认可，又无奈地预见着这段爱情的短暂与失落的结局。正如此间她在《谈女人》中所说：“……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谈恋爱固然危险，便结婚也危险，因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创作的心理机制或称其灵感，就是与胡兰成恋爱两个月之际张爱玲在内心那种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以及关于这种个人困惑情爱形而上的思考。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说：“一件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兆。”
《爱》所叙说的内容十分单纯，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位十五、六岁的美貌少女与对门的男孩一次偶然的相见。因为彼此是邻居，自然“见过面”，可想他俩会经常见面，“可是从来没去打过招呼”。而这一次姑娘“穿着月白的衫子”，“手扶着桃树”，立在自家后门口，显然她在等候这位年青人的出现。年青人果然也从自家门口出来走近她，轻声对她说：“噢，你也在这里吗？”然后他俩相视无语，“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从年青人方面看，他也是特意过来与姑娘见面并打招呼的。可以想见，正是因为两颗年青的心在默默无语中相许已久，才有这一次看似偶然、其实必然的一次见面。所以这个夜晚的相见，可以看作是姑娘和年青人之间心照不宣、默许默契的一次“约会”；是两颗年青的心碰撞而生出爱情火花的人生一瞬。两个年青人的初恋“就这样就完了”。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简单、平凡的故事其价值永远没有完、没有结束。作者以女主角一生坎坷飘零的悲惨人生作为对照与衬托，强调这件往事对于她毕生的人生意义。这个姑娘因生在旧社会旧时代，她被亲眷拐卖作人妾，又三番五次被转卖，一生遭遇着被侮辱被欺凌被奴役的命运，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地位，更没有她作为女人的精神自由和美满的爱情生活。因此在她“老了的时候”她永远忘不了初恋的那个夜晚，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爱和被爱，她不仅记取而且向别人“常常说起”；虽则是短暂的相见，但在她灰暗苍凉的人生中却是美丽和温馨的“一瞬”，是其拥有人格、尊严和爱的权利的“一瞬”。因此对于她，这件往事是刻骨铭心的“爱”与“被爱”的永久不灭的记忆。
作者在审视那夜晚对于那女人的全部意义与全部价值之后，并未完成她最后的构思，而结尾才是这篇作品最为精妙的一笔。
于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哲理的感唱，往往是一篇散文诗意的饱和点。作者从空间与时间两个方面，对自己叙说的“爱”的“故事”进行普泛性的思考。以空间而论，你会遇见千千万万个擦肩而过的人，而你想“遇见”的人却属偶然；以时间而论，你会不早不迟刚巧赶上一次属于你的情缘，如此在漫漫人生途中双方相遇相知，而赴一次“你也在这里吗”的心灵之“约会”。显而易见，张爱玲在这里对人生的初恋进行形而上的冥想独语。她认为，人生的初恋是唯一的、又是偶然的；唯其短暂与偶然，常常会因此而失落；唯其偶然的际遇，才会成为一生记忆的珍藏；唯其短暂才会永恒；惟其短暂和苍凉，“爱”才会永恒和美丽。
张爱玲的哲理感唱，使这篇散文成为哲理与诗情交融的抒情诗，令读者心灵为之叩动与思索不已的，也正是这最后的画龙点睛。原本再平凡不过的、关于男女夜晚相见的生活细节，经过作者的对照与衬托、抑郁气氛的创造与渲染，尤其经过最后哲理性的触点与升华，《爱》就完全达到诗的凝结与概括的境界，那男女相见的生活细节使人不再感到司空见惯，而被渲染成诗境中抒情写意的主体意象了。作者情木自禁的“触点”“升华”，使读者豁然顿悟，原来这个主体意象及其内涵，被赋予了特殊的、自我抒情的意义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即借以含蓄而又巧妙地抒写了她的“胡兰成情结”，将非我性的“细节”变成了自我性的喻体，完成了从客体（叙他人之事）到主体（抒写自我）的角色置换，普泛性的思考其实是张爱玲自我的思考，那段哲理感咱可以也应该看作是对胡兰成作出“爱”的认可的应答。说白了，张爱玲在这里是借题发挥，说别人而实际上是自我的书写。
读者不禁会发问：23岁的张爱玲何以有如此看破红尘、玄妙至深的议论？鉴于她与胡兰成初恋的经验，鉴于她喜忧参半、前程未卜的疑虑，鉴于她想有一个家却爱上一个不想与她成家的男人的尴尬境遇，她经过痛苦的思索而决定珍惜自己人生途中短暂而美丽的“邂逅”。她以后的婚恋生活证明：她为之感唱的哲理，成了她自己应验的戏语。1944年夏秋间她与胡兰成私订终身并同居之后，仅隔两个月胡又瞒着她跟武汉的周训德结婚；1946年2月胡逃匿杭州，又与一村妇范秀美同居。从此张与胡关系破裂，愤然了断了两人之间的这段短暂的情缘。但在与胡兰成恋爱之时，张爱玲的一些文章阐明了自己特殊的性爱观。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又说：“姘居的女人呢，她们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要低些，但多是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那是健康女人的魅惑力。”她在《谈女人》一文中批评中国女性懦弱、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性别缺陷，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这些议论表明张爱玲开放的、激进的性爱观念：男女必须平等，女性必须向男人要平等，必须争得自己的自尊与自由，即便姘居，也符合女性人格的自尊与人性的自由。这些观点证明张爱玲在《爱》的结尾的哲理感唱并非心血来潮、空穴来风，有其实实在在的思想基础。与胡兰成初恋的痛苦经验因其个人特殊性爱观的支撑，而坚定了她对胡兰成的选择与接受。她明明知道与胡的恋爱是冒险、会走向“坟墓”，她也偏要去爱、去冒险，去游戏人生，因为她觉得人生途中即便“真爱”过一回，也非枉然，也算难得，明知会绝望、会失落，也要怀着希望去冒一次“危险”。张爱玲生活在40年代沦陷后的上海“孤岛”，她自己因时代的苦闷与家庭的失爱，而把自己封闭在孤独、寂寞的精神“孤岛”之上，她太需要走出“孤岛”而寻求爱的抚慰、寻求敢爱敢恨的真实生活。“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抓住一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自己的文章》）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对自己思想与生活态度的真实描述。
当我们寻找到解读《爱》这篇散文的精神密码之后，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篇散文冠以“爱”的题目。当我们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爱》进行解读的时候，便十分明了，《爱》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作者处在初恋际遇时精神上的自我。从这一方面看，《爱》是张爱玲写给自己、表明心迹的一首散文诗。她要向读者“证实自己的存在”，在“沉没”的时代与为殖民地的文化所浸濡的上海滩，她也只有无奈地选择苍凉的世俗生活与苍凉的世俗化的婚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