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崛起的诗群》时的徐敬亚
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于两年前在大学时期创作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这篇诗论甫一发表便如一枚炸弹在诗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这篇诗论乃至朦胧诗运动的大批判。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与此前发表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及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批判者们统称为“三个崛起”。
作为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成员，徐敬亚随着新诗群的崛起而崭露头角，成为当时最为锋芒毕露的诗人及诗歌评论家之一。1986年，随着第二代诗人的重新崛起，徐敬亚再次以诗论《圭臬之死》炸响诗坛。《圭臬之死》招致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发表这篇诗论的《当代文艺思潮》因此停刊。青春诗会的发起人之一王燕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位负责人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他说，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
1986年夏，徐敬亚发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现代诗大展，这是他在诗歌舞台上最后的身影。不久，伴随第二次诗歌运动的衰落，徐敬亚与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远离诗歌，消失于人们的视线。
如今，曾被大肆批判的“三个崛起”作为朦胧诗运动的里程碑，被写入大学中文系的课本之中，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点篇章而广为传诵。那个曾叱咤诗歌风云的徐敬亚却时而潜身商海，时而放纵山水，时而沉迷围棋与乒乓球，淡出诗坛十余载。有趣的是，他的妻子，同为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的王小妮20多年来，始终坚持着诗歌创作。当一同出道的舒婷早已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王小妮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徐敬亚认为他与王小妮只是分别站在诗歌的金银盾牌的两面而已。
以下为徐敬亚接受采访口述记录：
那一代：崛起的大学诗社
1976年，我开始发表诗歌。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恢复高考，从工厂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在现代文学史课堂上，老师讲到五四之后涌现的文学社团，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我与王小妮、吕贵品等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同时还***同编辑另一本校园文学刊物《红叶》。当时，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和诗刊。
1979年6月，我的《早春之歌》以头题发表在《诗刊》上。不久后，王小妮也在《诗刊》上发表了作品。当时，《诗刊》上既有新潮诗也有传统诗。不久以后，我写了大学期间的第一篇诗论《复苏的缪斯》，这本来是一篇大二时的“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论文，一两千字就可以通过，我却写了两万多字。最初的指导教师是井继成先生，先生看过以后，觉得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学生作业，而是一篇很重要的论文，系里便转请于正新先生对我进行指导，再后来交到时任副校长的公木先生手里。公木看了很激动，1979年的整整一个寒假他都认真帮我修改，并推荐给了北京的“当代文学研究会”。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我也被邀请参加1980年4月的南宁诗会，但因为没有路费，未能成行。正是在那次著名的南宁诗会上，孙绍振与谢冕等人对诗歌发难，并最终导致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的形成。
青春诗会：新诗大潮的前奏曲
1980年4月末，王小妮收到了《诗刊》邀请她参加青春诗会的信，我没有收到。其实那时候15人的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后来，我给《诗刊》写信表明自己也想参加。《诗刊》考虑到诗会也确实需要有个能写评论的，很快给我发来了邀请，还委托我在诗会结束的时候写一篇综述。在公木先生的帮助下，吉林省作协同意为我和王小妮报销路费。我们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从长春到了北京。
我与梁小斌被安排在一个房间，他与顾城一样，除了诗以外，任何寒暄话都不会说。来了人，他就僵在那里。当时，谁都不出名。尽管大家的风格不全相同，但关系非常融洽，就像大学同学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对那次会《诗刊》做了充分准备。一到北京，每个人就发了一批早已打印好的外国诗，有卡尔·桑德堡等。后来，又请了艾青、臧克家、李瑛、流沙河、张志民、贺敬之、黄永玉等老诗人给我们上课。青春诗会的最后阶段是修改自己的诗稿。每个人都有辅导老师，我的辅导老师是柯岩，我记得她一边看我的诗，一边用她特有的演员似的腔调朗诵，一边说：徐敬亚，你的诗写得多么漂亮啊。我当时觉得很尴尬，听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青春诗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使我与当时最优秀的青年诗人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之后，全体去了北戴河海滨。在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前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顾城从家里用一个小黄书包装了一包梨，一一送给大家，以示分离（分梨）。由于我接受了写诗会侧记的任务，在众人离京后我与王小妮多留了几天。由于对《诗刊》的内在意图缺乏理解，我写的侧记修改几次也没能通过。最后还是由我们的“班主任”王燕生执笔完成。
《崛起的诗群》：命运的落差
从北京回来后就是暑期开学，当时我正在读大三。寒假前教师布置一个“学年论文”。整个一夏天的北京诗歌经历，使我当时强烈地感到心里的大量感觉往外涌。结果一落笔便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45000多字，这就是《崛起的诗群》。在中文系学生会的小屋里，我写到兴头上，迫不及待地拉来一个同学说，来，我给你读一段！这一次，我的指导教师直接就是公木。公木先生让学校将论文帮我打印出来，却对我什么也没说。当初，公木在看过《复苏的缪斯》后非常兴奋，曾认真地亲笔做过不少批改。这一次他没进行任何批改只是给我评了个优秀。我知道他对文章其实并不完全认同。
《崛起的诗群》完成于1981年1月。写作中的兴奋很快过去，我面对的是毕业前的一系列琐事。文章被扔在一边，连诗社的几位朋友也没怎么看过，班里的同学更不知道，毕业后，我到一个编辑部上班，结婚、生子、编稿、出差。完全淡忘了那篇匆忙写就的学年论文。
论文在手中压了一年半以后，设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写信向我邀稿。我才想起手里还有一篇挺长的文章。我把《崛起的诗群》找出来，寄给大连，马上在第8期上全文发表出来。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
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
2001年，退休后的原《当代文艺思潮》主编谢昌余先生在《山西文学》撰文回忆了那段往事。文章的题目是《当代文艺思潮的创刊与停刊》，文中对此有非常详尽的史料性介绍。从那篇文章中我才知道，我的文章发表前经过层层请示审批，甚至惊动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1982年11月30日晚8点，作为主编的谢昌余向兰州拍发电报：同意发稿！
批判如何开展？据谢文披露，有关部门负责人当时便提出了以下疑问：“第一你们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充分不充分？第二讨论展开以后，你们作为一个地方性刊物，能否驾驭得了？你们的理论力量够不够？”
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随后，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了。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后来，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我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之后，已经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让我写一篇检讨，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单位内部的检讨书，但修改多次通过后，我奇怪地发现它突然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当我拿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时，心里感觉非常怪诞。
一年多以后，一个新的诗歌浪潮席卷而至。《当代文艺思潮》再次向我约稿。我于是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停刊。
对我的批判时间大约只进行了一年左右。形势很快逆转，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了一个月。1985年新年刚过的1月3日，我一个人乘火车离开长春去了深圳，从此告别了吉林。 （口述：徐敬亚 采写/记者 张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