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的阅读片段及其他
作者：叶聪 提交日期：2004-01-20 18:04
此文收于《彷徨》小说集，在文学体裁上运用了手记的形式。联系到与此类似的篇目，如谷崎润一郎的《钥匙》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特点可归结为情节淡化、意境深邃，是小说散文美化的表现。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不是在情节的推进中展示，而是通过内疚的心理活动描写倾诉的，在意境中凸现人物性格，蕴藏深刻意味。这种主人公直接追叙往事抒发感情，充溢着沉郁，哀悼的感情的叙事方法收到了真切感人的艺术效果。格非在阅读博尔赫斯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时指出其以问题的循环往复中消解情节和动机，颠覆阅读者感受，使之视线脱离事件，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伤逝》类似于此。不刻意追求人物塑造的完整性和多层面，也不讲究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以并不细致深入的人物行为对话描写创造深邃的意境，注重描绘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
《伤逝》的修辞手法多样，全篇充满着浓郁深沉的诗情，可算得上是一首哀怨悲怆的悼亡散文诗。小说散文化和诗歌化是本篇的行为能指，请允许我借助卡夫卡的文学加以比较和分析。散文性的小说是他写作的重要样式，由于文体不受叙术规范的束缚，更容易找到自我的感觉和意绪，也更简洁地表达出一个“另类”智者的思想深度，这些杂感式的笔记短札，或是小说素材一类的故事断章，都潜伏着一个***同的主题——自我的“不幸存在”。鲁迅在当时的环境下（二十年代初，“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高潮过去了，新文化的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一片死气腾腾，知识分子有强烈之感）一面怀有“荷戟独彷徨”的苦闷，一面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励自己继续在斗争中思考、前进。传统和习俗窒碍着人性的伸展，构筑了社会壁垒，个性无所适从。鲁迅默默地审视着个人与社会的痛苦关系，早已看透了这个彼此格格不入的无奈之局。《伤逝》正是一种在痛苦中“将痛苦客观化”的写作，用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悲”来打动那些受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影响的知识青年，从而引起他们这些误把“自由恋爱”当作人生唯一要义，忘记了时代，脱离了人民的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强烈***鸣。那个独自在枣树下忏悔，以野草自比希望速朽的鲁迅，无论如何都显示出了灵魂的庄严，这样的思想深刻性与浓烈真挚感情密切纠结融合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把那些只会将痛苦诗意化的无聊之辈远远地比了下去。巴尔扎克地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改为了“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鲁迅充分把握了主观世界（文学）与客体世界（现实）的关系，以“粉碎我”地自觉勇气“粉碎一切障碍”，有着截然不同地认知路径。
《伤逝》是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如果要用几句最简单的话客观地概括其内容，大致可以这样说：《伤逝》写的是涓生与子君对恋爱与婚姻自由的追求，这追求最初已经获得成功，但终于还是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迫害。但《伤逝》这篇作品着重的并在于写出社会是在怎样地迫害涓生与子君，而是在于写出涓生与子君怎样去面对社会施加给他们的迫害。它是以涓生与子君作为分析和解剖的直接对象的。归根结底他们爱情的破裂，原因只能从他们自身上寻找，因为社会的迫害顶多只能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却无法剥夺他们的爱情。明眼人都看出涓生对子君的爱情只是缘于她的果敢、她的思想进步和与众不同，并不甚实质，恐怕难以维系；而子君对涓生的爱虽然是那样的专注深至，但其内容也十分空洞虚幻、不切实际，只是“盲目的爱”。那么，最后必然是要归于幻灭的。爱情和自由，到底哪个更重要？王子娶了公主是童话的结局，但不是最后的许诺。“他们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现实中也远没那么轻描淡写的笃定。究竟这样的认可形式是一种冗余还是神圣。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已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涓生与子君的确是从昏睡的梦境中清醒了，然而觉醒仅仅是斗争的开始，他们醒后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这个目标似乎对他们也并不重要。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之处便在于此——关注现俗，指明并试图解决其弊病。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样诠释爱情：“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选择以自由为前提，人被判定为自由，必须独自承担选择的后果。”或者柏拉图式的爱情或者自由主义者的爱情，根本就没有什么朝夕相随、生死与***。爱情为什么会干扰自由，或许是因为简单的情欲吧。很多人愿意为了爱情而失去自由，小女人情怀其实无可厚非；好多大老爷们叫嚷着孤独，那不正是驴子渴望马轭的哀鸣吗？
文中涓生与子君的结合导致了两个结果：疏离的人际关系和自主性的丧失。阅读者心中是否包含着这样一种了然认定的观点：婚恋就是自由的对立物。我不知道自由和自我的分别，也就不清楚爱情如何在平淡的婚姻中湮灭，自由如何在真挚的爱情中崩塌。这湮灭和崩塌是自然而然的吗？孤独者渴望伴侣，是否随着伴侣的入侵，自由就烟消云散？这些人们嘴里的必然对立与现实中的偶然和谐，到底有怎样的玄机？是我们想太多，还是生活原本如此。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妄图用泛政治化的观点形而上地解构《伤逝》：子君可视为虚构的民主自由理想的隐喻化身，涓生以她为目的和动力完成了一次自我升华。在找不到更好的借口的情况下，这种假定性臆测其实不过是涓生的一种新遁辞，其肇因在于其缺乏想象力与历史文化——这种匮乏甚至连文化或社会的革命的始作俑者及旁观者都深受其害，涓生一类的人应该反省，仅仅靠观察不足以成事。以此为契机，可理解为鲁迅在进行自我救赎后尝试以孤立图象加简化名称的“前卫艺术”形式进行民族灵魂的拯救，尤其针对知识青年。政治性和反抗性逐步由精英时尚蜕变为一种修辞策略，而不再是一直坚持革命理想者的专利名词了；这一现象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衣钵，逐渐消解、异化，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以遗忘和说谎为先导”的涓生多半会在“悔恨加悲哀“的煎熬下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那种毫无依据就认为涓生最终踏上革命道路的说法似乎天真得比童话的结尾还痴人说梦。《伤逝》没象在《呐喊》里的小说结局那样明显地点出希望所在的作法也可以说清楚了。联想到众多对《伤逝》的评论研究都众口一辞地认定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完成充分的“造神”运动，不免怀疑其另有政治上的图谋抑或给人政治宣传员的卑劣形象：要么主观臆测，抛弃实际；要么先入为主，照般他人。
再多说几句题外话，在当今这个阐释分权的时代（或者说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后毛泽东时代），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充满诸多可能并且内在自由着的。从一个意识形态中心，话语趋向于分离、平行、破裂和对抗。这不仅促使事物意义的多值化，也导致了话语类型、向度和内在标准的多元化。从多个不同方面进入作品和对它进行定义和阐释，是属于并且符合时代的话语特征的。基于此考虑，我不愿意再千篇一律地赘述《伤逝》中地各种情节设置、人物处理、思想意义及细节分析，因为这已太浅太滥太伪了。至于“轻与重”、“灵与肉”等这些文章涉及到的富于趣味和深度的问题，似乎更适合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论述。
行将结束前，表明一下阅读作品后的思考：“现代主义”或者说是卡夫卡的话语深度是人类陈述内在思想与痛苦的基本模式，两位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是这一模式的个别呈现。使用爱情题材，就是企图在话语分裂的外在结构中保持阐释的内在中心，也就是保护它的历史或现实的唯一指标性。用一面类似反讽的破碎镜子，反映出严肃而沉重的主题。
大宗师啊大宗师！我们被夹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读后感只能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