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这篇散文是汪曾祺先生以北京人生活为核心开展的一段行散而神聚的风俗风情之描绘。他将北京人在胡同里的生活习性和民风民情勾勒成了一副精美的画卷，从北京城胡同的形状构造到大大小小胡同的命名，再到胡同人民的处人处事与处情，其中无时无刻不穿插着北京胡同里人民独特而浓郁的社会之情、人民之意。最后作者十分巧妙地把笔墨停顿到“文化衰落、甚至消逝”，这看似像作者的手上的笔突然脱落一般，毫无准备，猝不及防，但也正是这种“猝不及防”与“不经意”的凸显，使得胡同文化逐渐消失的状态更加让人不知所措，无形中流露出了作者产生的怀旧情绪和对胡同文化的怀念与伤感。
一、别具一格的言语体现出北京人外在方正，内在隐忍的人性
作者在文章第一段就提及到北方人的方位意识极强，接着用拉洋车的人短促的言语：“东去”、“西去”以及老太太嫌弃老头子睡觉时挤着她，说的一声“你往南边去一点”这简简单单的例子，非常自然接地气地写出了北京人将方向融汇于地方言语的独特之处。当然，对东西南北方向感略强的人，一般而言为人处世都会比常人更为严谨，而此处也正体现了北京人外在表现的方正人性和思想。
如读者皆知，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往往贯穿着语言文化，而这份语言常常是文学家以化情思于文学的方式传达给大众的。胡同文化的流传也自然有着这样的方式。正如作者文中所提及的老舍《茶馆》中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这句话是作者截取老舍先生的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来举例说明北京人的性格特点：忍。《茶馆》是老舍先生描写北京市民阶级生活习性的代表著作，被引用于此处再适合不过，准确而恰当地给读者呈现出了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即“忍”之所在。接着作者在后面还举出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还有这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段对话的引用在此处无疑是起到了进一步说明的作用，把北京人内在隐忍守法的人性更深一步地展现出来。
不论是现实生活中胡同里北京人的言语，还是作者引用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代表所说的话语，都一并体现了北京人外在方正有序，而内在也并不冲动火爆，反而有着沉稳的忍性。
二、四方四正的建筑“封闭”了北京人安土重迁的风情
在文章开头，作者便把北京城比作一块四方四正的豆腐，这形象的比喻让读者一读便联想到了纯白干净的方正之貌。不论是胡同、大街小巷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方正正的。大大小小的胡同两旁是“宅门”，而大街小巷的胡同和“宅门”交错纵横，使得四合院由此而分外鲜明独特。就好像整个北京城的人民被“困”在胡同围城的四合院内一般，而正是这种视觉上的效果的呈现也与北京人原生态的“封闭”思想有了牵连。
如读者所看到的那样，胡同里的居民大多是安土重迁的。在这个旧到活了几代的“地根儿”上，居民已经产生了眷念，舍不得“挪窝儿”。他们讲究“处街坊”，在遇到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时，大都会走街串巷，在理想的住家“独门独院”里互相“随份子”，讲“礼数”。然而平日里却并非如此，反而过往并不多，偶有棋友或说鸟友。从从横交错的方正建筑上来看，这种风情的早就和方正有序的胡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方方正正，挨家挨户都“抬头不见低头见”才使得居民互相有更多的接触，走街串巷也变得容易很多。
故而，居民对于胡同的建筑，对于胡同的人情，对于胡同的风俗习惯，都已经在身心上形成了一种惯性，已不愿去搬迁，不舍得就此离开。
三、胡同和四合院合成连接的是北京人的文化形态
在胡同语言说出来的人性和建筑构筑起的风情融汇交织时，读者对于北京人的模样就越发的清晰，对于北京文化的了解就越发的深入，其实胡同文化就是北京文化十分主要的部分，是北京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北京的市民文化也即胡同文化。它带着雅俗***在的社会人情和风俗习惯，荡漾着芬芳在方正胡同和四合院之间，越发深厚。
从大小胡同的命名来看，也无形地体现了胡同文化里隐含着的北京市民文化。在文章第二段，作者专门花费一整段的笔墨对胡同的命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有的是以计数为名，有的是以储物命名，有的是借由人物身份，有的是源于姓氏和行业，有的是由于胡同的具体形状，当然，也有一些命名是不知取义的。这样多样化的名字不仅仅是在体现胡同数量的多少，也是在体现胡同文化的多样性和胡同居民的人文性。由胡同的细致入微的取名方式可以看出北京人的方正有序，就连数不清的胡同都每一个拥有名字，且各式不一。
从胡同居民的一些生活细节也可以看出北京人的一些文化底蕴所在。如他们喜欢瞧热闹，却不爱管闲事；他们对生活的物质水平要求不高，容易满足，只要有大腌萝卜就不错等等。对于生活的追求和生活的行事作风便可以看到北京人独特的人文文化。
通读文本之后，再摘选细节，读者能很容易体会到这样的胡同和四合院内居住着的一群北京人，有着一种文化***性，那便是方正有序，其始终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存，井然有序，自得其乐。
然而，这样方正有序的社情民意却慢慢在变淡，作者在回忆这样美好的生活的同时，也是在追忆，在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