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5日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巨匠巴金诞辰114周年。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的作品《给家乡孩子的信》、《索桥的故事》、《鸟的天堂》、《日》、《月》、《“独立思考”》等，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今天我们推送的这篇摘自巴金1958年4月写《谈我的“散文”》。文中巴金先生先是回顾了自己的散文创作经历，他讲到自己写文章首先是因为有话要说，然后想到怎样把话说得明白。在他看来，文章的体裁和形式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接着他回忆了自己幼时在私塾里写作文的经历，那时背的书（特别是《古文观止》）。巴金先生的写作观、对散文的理解，以及他回忆自己写作生涯时《古文观止》这部书教会他的东西……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有人要我告诉他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这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30 年来我一***出版了20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写类似的散文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
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或者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20本散文集。其实这20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
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用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每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者“散文”。例如我的《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两三百字。
写作者走过一个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昆明、炸死国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还在《序》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其实怎样“接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者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译就比《废园外》更不像小说）但是我后来编辑《文集》，又把《废园外》放进《散文集》面又如我1952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细研究了一番。
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还有，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因为它更像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