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舞迷，因为，我有35年的舞龄。
我甚至参加了“文革”解冻之后，整个重庆城举行的第一场“舞会”。这场舞会不是在舞厅，而是在峨岭公园内的一块空地上；当时，偌大一个城市，还没有一个舞厅。
那是197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几个年轻人提着一个“搓衣板”（当时重庆人对刚进口的日本三洋牌盒式录音机的俗称），踏着《送你一枝玫瑰花》的旋律，学着《英雄虎胆》里侦察科长曾泰和阿兰所跳的“伦巴”的步伐，在那里“扭腰学步”。当时，人们所见的“交谊舞”就是这种“伦巴”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跳的那个“探戈”。
那时节，令我心动的，不是那歪歪扭扭的舞步，而是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概。要知道，那时，“文革”的极左流毒远未肃清，在很多人的心中，“跳舞”简直就是“下流”。
就冲着这股气概，此后，我就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学生会的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教室里组织了“文革”后重师校园内第一场舞会。记得当时学院领导对此还有点“看法”，某个院领导甚至称当时流行的那首“泉水叮咚响”为“黄色歌曲”。
现在回想，当时只把“跳舞”当着“开化”的象征，闹着玩玩而已，对跳舞本身其实并无感觉。
真正对“跳舞”有所感觉，还是从重师毕业，进了“抗大”之后。所谓“抗大”是指位于重庆渝中区观音岩的“抗建堂”舞厅，这是重庆最早恢复的舞厅之一，当今山城的“舞林”高手多是从此毕业。当年常在这里跳舞的很多老舞迷都戏称自己是这里的“抗大一期学员”，一些“舞林”后生闻此，自然立马拱手相敬：哦，“抗大”出来的，不简单，你们这些老前辈，脚下请多多指教！
在“抗大”，我对“跳舞”的感觉是：一可锻练身体，二可调剂精神，三可广交朋友。
那时，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渝中区教师进修学校搞师训，长期伏案，精力疲乏，筋骨不舒，全靠忙中偷闲，时而溜到舞池，伴着音乐散散步，同时，也散散心，真是心旷神怡，疲劳顿消！尤其是，当你走进舞厅时，那些老舞友、萧洒的先生或漂亮的女士都起身和你打招呼，那滋味才真是说不出的“爽”，你定会对乏味的生活平添许多兴致！
跳舞还给了我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1992年，渝中区教师运动会上，我这个教语文的老师竟然比那些体育老师还要跑得快，拿了个教师中年组长跑第一名！当时教师进修学校的一位领导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替我总结了一条经验：程闯老师这次之所以能取得长跑好成绩，与他坚持跳舞分不开。
从此，我就更坚定了跳舞的脚步，把它作为我除了工作之外的最大爱好。
后来，我走下讲台，进入报社之后，工作比以前要紧张一点，但我仍然坚持“每周一舞”，虽然，跳舞的时间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是，跳舞的含义却比以前多了一条，那就是：回报夫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因为，我平时忙于采访，经常是早出晚归，家中事务多由夫人承担，于是，便想借周末一舞，陪陪爱人，聊以弥补平日的怠慢！
再后来，我退休了，跳舞更是给我的第二春带来无限春光，一帮舞友每周相聚数次，用优美的音乐和优雅的舞步填补了夕阳映照留下的空闲光阴。这群舞友喜称***拥的舞群为“快乐之家”，还推选我为快乐之家的“主席”。
近日，我在丽江替一家公司照看一家客栈会馆，我们快乐之家的舞友怕我孤单，还分三批来丽江看我、伴我，当然，也是随便来享受一下丽江休闲的暖阳。
由此，我确算一个舞迷。因为,到目前为止，这舞已经陪我半生，还将伴我余生。在累计35年所踩踏的千万亿舞步中，不但踩出了我对工作和生活的爱，同时，还踏响了人生两个春天的快乐和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