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思想：人道主义与博爱精神。
《战争与和平》它歌颂和平，同时又描写战争，反映人民保卫自己祖国土地不受敌人凌辱的英勇精神。库图佐夫被描写成感悟到人民的意愿的人，“他能对当时的种种事态洞若观火，其根源就在于拥有纯洁而强烈的人民感情”。人民通过违背沙皇的意志的奇特方式，选择库图佐夫这位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库图佐夫知道，“决定战争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所占的地形，不是大炮和杀人的数量，而是不可捉摸的士气力量。”那种“被称为士气的东西”，有如“一条不可捉摸的神秘链条，它使全军同心同德，构成战争的主要神经”。
库图佐夫不仅在聆听民心和“士气”，更在听命于隐藏在民心和“士气”之后深刻而宏大的东西，它贯穿“战争与和平”较量的漫长历程之中；它使俄罗斯人忍受了痛苦和牺牲，并且赶走了法国人；它使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滚滚大军在占领莫斯科之后，又仓皇逃遁；它藉人心之所归把库图佐夫这个臃肿倦怠的老人推上历史舞台；它让“库图佐夫演完自己的角色”时死去——因为“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库图佐夫死了”；它也就是在史诗的斑驳陆离的大千世界中隐隐闪现，左右着人们命运，使安年科夫当年惊叹不已的东西：“有一个情况最为奇怪，这里的人们好像是受着某种咒语的控制，那就是永远也达不到自己的任何一种设想、计划和希望。他们好像被一种不可捉摸的怀有敌意的力量驱赶着，从他们为自己设置的目标旁边疾驰而过，即使达到什么，也往往不是向往中的目标。
任何个别人的意志都微不足道。拿破仑自认为，“他的行为动机是造福于人民，他自信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而实际上，“天意注定拿破仑充当了一名屠杀人民的、可悲的、不由自主的刽子手”。而库图佐夫之所以无敌而伟大，正是由于他“领悟了上帝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了上帝的意志”。
在充满战争与和平演替、心灵求索的史诗般运行中，的确有一种冥冥之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命运规律”，它有充满道德意蕴的天，俯视着莽莽人寰，演绎着人世沧桑。
“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么，生活的可能性就被消灭了。”这是《战争与和平》故事尾声中的结论。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中，在表达对战争的不满的同时，从人物的刻画和人物的命运上，描写了对人道主义的赞扬；而作为虔诚的说教者，他又强烈地宣传“不要用暴力和邪恶抗争”和“道德上的自我改善”等博爱主张。
《战争与和平》虽然描写的不是农民生活，但是在描写战争与主人公安德烈之外，作者也塑造了很多其他的“悲惨”人物，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同情。这一切凸显了托尔斯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虽然故事发生在贵族阶层，但很明显，受迫害的绝不只是小说里的贵族，受到战争迫害的也不只是主人公安德烈，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
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核心是博爱精神，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通过最后对每个人命运的描写，表现出了他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比如海伦， 她可以说是一个遭人唾弃的角色，行为放荡，不检点，因此，她的命运也是悲惨的，始终没有逃离惨死的命运。但最后作者为她塑造的因为男人的选择而卧床不起的情节就是她自我救赎的一种表现，同时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每个人都有反省救赎的机会，不会因为这个人品行是否恶劣而失去这个权利。托尔斯泰说：“按基督的学说来看，真正的生命在于最大限度地接近每一个人在内心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的完美，在于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意志同上帝的意志的融合。”而对于娜塔莎来说，即使是一个男性心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也充斥着作者对她的无限同情，虽然娜塔莎的命运不算糟糕，但因为婚姻而成为一个受生活左右的，失去女性享受生活权益的命运，同样使人们同情，也同样表达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博爱精神。托尔斯泰在对人物塑造的同时， 抒发了尊重女性权力的呼吁，希望能够感染更多的人来关注女权，消除社会性别歧视。 《战争与和平》描绘了俄罗斯卫国战争时期真实而丰富的人民生活。俄国人民在强敌的残酷掠夺下毫不气馁，以正义的战争去制止非正义的战争，争取和平生活。
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俄罗斯人民还是那么诙谐活泼、生动可爱；但一旦投入战争，他们又毫无顾虑、为国捐躯。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才是使卫国战争得以胜利的最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安德烈、皮埃尔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都在同人民一起战斗中不断探索人生道路、思考贵族命运，在战火纷飞中受到洗礼与改造，最后在人民力量中间寻求到了真理。
《战争与和平》小说，以人物内心活动发之于外的一系列行动表现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库图佐夫的从容不迫显示人民正义战争的必然胜利；反之，拿破仑远涉险境，虽绞尽脑汁仍不免内心空虚、举止惊慌，充分表现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必然失败。
安德烈、皮埃尔等一生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内心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辩证的发展过程。如安德烈在奥斯忒里齐战役受伤后，看穿了过去虚荣的空虚生活而思想上陷入悲观，看到橡树也当作死亡的象征，以后经过一番寻找，从对娜塔莎的爱中找到自己的理想，从而开始爱生活，再次参战时就不再为虚荣和名誉而战，并能与军士同呼吸***命运。而此时正是波罗狄诺战役的关键时刻，士气旺盛达到沸点，加上又有代表人民的库图佐夫领导，安德烈内心变化反映到外在表现，而形成了外界变化与人物内心变化的统一。尤为可贵的是，《战争与和平》里的大场面，就是由分布在好几俄里的地方、在恐惧耻辱和死亡影响之下又处在紧张的精神激奋中的千万个人构成。俄军在不同战役中惊惶、镇定、激昂等不同精神表现，加之具体战争中各具风采的鲜明的个性化心理动机，溶化和形成了笼罩在战场每一个角落的精神气氛。
士气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小说《战争与和平》对人物心理乃至整个民族心理所作的洞察，既具有史诗小说的壮阔色彩，又不失表现的深切。固然，这是成功的长篇史诗小说建构的不断向深层突进的显示之一。
正是因为《战争与和平》以卫国战争为中心，充分描绘了战争“前线”与“后方”，“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的社会生活，从中又明显突出了人民力量的崇高与伟大，所以它深刻揭示出了推动历史前进、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这一历史规律。
作品着意对社会生活作全景式的宏观概括，实现了创作主体的史诗美学理想和对作品本身的超越。从而使他必然能超越于司各特式历史小说以较单纯的历史风俗描绘展现历史人物的建构模式。
建构模式
史诗建构模式即是小说文体自身的内在结构形式。《战争与和平》以宏伟而不失细腻的手笔，描写了从沙皇到广大士兵、农民的各社会阶层的历史风貌，在大量社会场景中反映出历时近20年的方方面面的民族生活。《战争与和平》主要描写的两次战争的成败，虽然属于军事斗争范畴，但是人民在战争中的历史活动与当时优秀青年贵族的人生奋斗，一样崇高神圣，具有悲壮性和英雄性。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也在全景式的战争场景以及传神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细致描写中得到了空前的显示。作品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军队与社会，上级与下层，都市与乡村联系沟通起来，全方位地反映了那个激越动荡的时代。
故事内容的宏深与现象的宏伟是史诗宏大体格的建构形态。史诗小说内容的超越意义在于它能越过生活的表层、浅层，突入到生活的深层，进行更高境界和更高层次的审美把握。只有超越现实才能认识历史。在文本中，作者把战争与和平这两个生活重心按编年史的顺序交替出现，其中安排了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大事，如小说着重描写的申·格拉本、奥斯忒里齐和波罗狄诺三次大战役。其中有彼得堡上流社会对拿破仑侵略的反响、斯彼兰斯基的改革、“***济会”的活动、莫斯科居民的大撤退以及十二月党人的酝酿等，都可以再现该时期的历史事变，从而预示着俄国社会大动荡即将来临这一历史趋势。
《战争与和平》作品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上流贵族社会的腐朽堕落。他们在祖国危急之秋仍然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库拉金伯爵就是一个利欲熏心的野心家，其女儿爱伦则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贵妇人，她走到哪里，那里就有荒淫和罪恶。由于小说总体审美意向上具备超越当时社会生存境况的哲学思考和美学意义，《战争与和平》无疑可以成为认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面历史的镜子。
《战争与和平》作品也在史诗建构外形上进行了艺术创新，它借鉴和超越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把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多种艺术格式的特点熔铸于一炉，在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上，史诗的哲理思索、历史小说的还原叙事、编年史的严谨客观都体现于《战争与和平》之中，融合无痕。对于这一点，屠格涅夫在当时就指出了它的新颖，赞扬它是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俗志大成的、独树一帜的、多方面的作品。
从现象到内容乃至结构的宏大，《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建构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踪迹特别是对民众心灵史的观照、把握，充分体现了一种民族历史、民族生活的生态和当时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面貌。《战争与和平》这种宏大之体的史诗建构标志着长篇小说创作的臻于成熟。只不过，托尔斯泰在揭露批判上流贵族阶级的卑鄙污浊时，并不是要否定现存的社会体系。书中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描绘了保留着宗法制度传统的庄园贵族劳斯托夫一家人及其生活，并通过这一家贵族与农民的良好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企图调和农民与贵族地主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思想倾向。托尔斯泰还抱着尊敬的心情描写了他心目中正直的老贵族包尔康斯基和他子女的为人。
托尔斯泰为了进行人道主义和“道德自我完善” 的宣教，他还特意塑造了一个虔诚上帝，主张顺从和博爱的宗法制农民卡达拉耶夫的形象，让彼埃尔在他的精神启发下，找到人生的真谛，宣扬“爱”和“互助”，通过道德完善以改造社会。贵族小姐娜塔莎淳朴天真、喜爱俄罗斯事物，是托尔斯泰理想化的宗法制贵族女性。娜达莎婚后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有悖于当时妇女解放的观点。以上这些是《战争与和平》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同时所明显存在的时代局限性。
长篇小说不仅要具有史诗的美学品格，还需要审美主体的建构者本人必须具备史诗建构的良好素质：即叙事上的构造力和叙事中的情绪力，叙事上的构造力是史诗虚构活动中的形式创造能力，而叙事中的情绪力又是作品生成过程中的生命。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充分利用了叙事文学的自由性和伸缩性。他不只从总的叙事转移到部分与个人，还任意变换角度看取生活，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或客观描写的交替和结合的表现手法恰如其分地刻画人物和典型细节。作家用“全知法”，对人物洞察入微，全知全觉所有人物的思想动机、情绪情感；更进一步深入内心进行心理意识剖析，全面观察人物心理的矛盾发展。在此基础上，作家将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真实生活中的悲与喜、美与丑、崇高与卑下一一展现，把散文与诗、艺术与哲学、历史与虚构等艺术的以及非艺术的成份都引入到作品中去，融会而成一部伟大而完整的史诗。
《战争与和平》作品展示出俄国历史转变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精神状态的全景式、多层次的图画，即从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青年贵族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广大人民群众高昂的爱国热忱，城市与乡村富有诗意的对比，都在人民为国战争的主题下统一起来，使它成为俄国一定阶段历史生活的客观缩影。无论是对相对独立的客观历史阶级的反映，还是小说史诗艺术形式的完美体现，《战争与和平》是“完成”了文学使命的。但对于整个历史来说，《战争与和平》又是“未完成”的，作家可据此写出人民生活的第二部第三部——它之所以被称为史诗小说，正表现出史诗小说这种完成性与未完成性的统一。
《战争与和平》就较好地体现了“诗情的必然性”：正面人物安德烈、皮埃尔的思想探索表现，“平等，友好，博爱” 是他们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当时时代的制约，作品的诗情却是根源于俄国当时农奴制的现实的。在异族入侵的年代，他们的民权思想必然化为“民族战争”的思想，反对霸权；在沙皇高压统治下，又必然化为“独立和行动”的口号，争取民权。作家通过小说主角的思想探索还表明：要求得真理，在人间建立“善和真的王国”，与其通过自我，克服自我，靠“自身的完善”，靠“勿以暴力抗恶”，还不如靠社会的实践，靠建立一种有权威的能够统治一切的政权。
在托尔斯泰那里，社会全体的利益寄托在个人利益的宣传中，社会实践的需要表现在洁身自好的说教里，***和主义以至革命的思想包裹在反对暴力抗恶的躯壳里。东方制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先进思想的奇怪结合，把他揭示的“人性复归”的必然之路笼罩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迷雾。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审美主体生命情绪流动和对生活的真诚思考上的精神构建中，才可以使《战争与和平》具备真正的史诗美学风范。 《战争与和平》叙事线条的第一个基座是它的时间横轴。这个横轴始自1805年7月——在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家的晚会，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直至1820年12月——尼科连卡从睡梦中醒来为故事的结尾。
作为这部小说的外在基座——时间展现是相当清晰的。这个时间横轴又是和俄国特定的历史事件相统一的。因此，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用特定历史事件的大背景——俄法战争和客观的时间范围——从1805年到1820年，为这部小说划定了边界。他在选定的素材周围划了一根线，使其四周都具有了边缘。于是，就形成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座巨大的故事宫殿。在这边界之下，小说展开了几大家族的变迁、家族成员命运的变化。在这个变迁和变化的展现过程中，既有历史事件对人的影响，也有人对历史朝向的左右，不仅有外在环境对人的影响，更有人对人的影响。就这样，托尔斯泰在边界之内统一连贯地处理了被划人这个魔圈的素材，并明确地表达出了其中的各种关联。而这一切就纠结成了托尔斯泰的“ 关联之迷宫” 。
小说的统一性不单是字面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小说能通过一个精神中心点的***同关联将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归根结底，《战争与和平》中各种关联的内在情势是拯救。在这样的一个内在纵轴引发下，集结了历史进程——俄罗斯民族拯救和思想强度——小说主人公的灵魂拯救。这两条曲线***同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线条。这两条曲线是如此自然地相互交合在一起——一条是体现民众整体的、场面宏大的, 而另一条则是个人的、描绘细致的。
一方面，为了获得民族的拯救，小说展现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着重表现了几次重要的战役，比如奥斯特利兹战役和波罗金诺会战。在历经劫难之后，俄罗斯民族获得了胜利。
而在这场胜利背后还有着托尔斯泰对历史和人类生活独特的议论和认识。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心灵的拯救，为了获知人活着的意义，《战争与和平》中的两位贵族青年——安德烈和皮埃尔不断地行动又不断地修正、孜孜地探究。这样一种“探索者”的形象，可以说是后来俄国文学中经典的“新人”艺术形象的先行者。的确，“灵魂”是俄国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俄国作家永远坚守和探询的领地。这些“探索者”追寻幸福的心路历程向我们每一个人诉说着——“人若感觉不到追求自己幸福的愿望，他也就感觉不到自己是活着。人不可能想象没有追求个人幸福愿望的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活着就是希望并达到幸福。希望并争取幸福就等于活着。”在他看来，爱一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宗教。在《战争与和平》里，每一个主人公都在践行着这一切。
《战争与和平》是以多重主题***时并进来展开的——民族存亡的主题，以及历史下的个人内心生活的主题。这就如同条条溪流从容不迫地融汇在一起，形成一条大河缓缓地向前流淌。而大河的流向——拯救的主题，又十分明显地渗透在所有这些***时并进的主题中。托尔斯泰以其双曲线式的叙事线条，建构着他特有的关联之迷宫。 《战争与和平》除了战役，就是家庭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亲人之间的谈话、节日庆祝活动、跳舞、玩牌、狩猎、离别和重逢等。正是这些普通的事件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却显示出特有的叙述性的力量。
在《战争与和平》中，每一个人物，即使是次要的人物，也都是他自己序列中的主人公。小说中，无穷无尽的人物世界也都服从于一种投射在整个作品中的纵向聚合结构。
宏观把握与微观显现的有机结合
托尔斯泰宏观地把握了小说的进程和故事的发展。在描写各大战役时，托尔斯泰不是描写战争的全部，而是偏重于描写历史事件对小说中的人物所产生的印象。
写申·格拉本战役更多地是描写战争给安德烈留下的虚无和破灭的印象；而奥斯特里兹战役的描写，则主要是想表现它对尼古拉的影响；写沙皇在莫斯科的出现，是描写它引发了别佳参军的情绪；写法军人侵时人们的反应，是为了更好地流露娜塔莎在感情上的波动。
托尔斯泰能够很好地抓住各种气氛。比如，罗斯托夫家浓重的家庭气氛；军队医院里死寂、腐烂的气氛。安德烈在罗斯托夫家充溢着爱的气氛里也闻到了自己内心的爱情气味。尼古拉在军队医院里也嗅到了战争的另一种消极的意味。
舒缓的叙事节奏与细节的精心描述
《战争与和平》中的描写力量在于叙述性的部分。故事没有情急直下的情节，有的只是缓缓的故事进展。小说的艺术重心并不在于出场的人物是怎么说的，而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
就叙事节奏而言，《战争与和平》的叙事显然是以一种迂缓的步调展开的。它里面并没有猛烈的情节转折，而是大致沿着人物的日常生活的轨道笔直地进行着。在《战争与和平》中，场面和细节彼此息息相关，为结构提供了媒介。比如，在波罗金诺战役之后的伤病员帐篷中，医生的工作服和双手上沾满了鲜血。所以，他“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捏着雪茄，这样可以避免让它沾上血”。从手指的这一状态中可以看到，可怕的工作仍将继续着。军医已经对伤口和鲜血无动于衷和麻木了，他们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愿望了，有的只是疲倦。军医们需要的只是一支香烟，来借以解乏。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心活动，都集中在一个细小的躯体细节中。
哲学论文的插入——叙事的“断裂”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不断地使用比较对照的独特方式使得全书浑然一体。通过比较和对比，人物独有的个性特质得到了更大限度地彰显。在《战争与和平》中最突出的对照是农民与社会上等人之间的对照。《战争与和平》的亮点是“人民的思想” 。
“决定人民命运的力量不在征服者身上，甚至不在军队身上，不在于各次战役。在小说中插入对历史动力和英雄人物的议论，其落脚点都是在建立一种哲学观念——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推动了历史。
《战争与和平》中的叙述是被隐去了叙述人个性的声音。这和它的百科全书式的叙事风格是相关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叙述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叙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既没有开端和高潮，也没有结尾。它似乎徜徉在过去，又将无限地延续下去。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超越了小说的限制，完成了小说的史诗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