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生于湖广公安,万历十七年(1589)礼部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一名进士(传胪),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1600年12月9日),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0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
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袁宗道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文学主张
文学主张主要是:
(1)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人物特点他极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与弟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公安三袁。他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汉。他说心中本无可喜之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之事而欲强哭,气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论文》),就是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他的诗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率真自然,不事模拟。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点是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
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万历十七年(1589)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另著有杂剧2种及词若干,已佚。
历史贡献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世贞)、李(攀龙)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