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散文化倾向。废名的诗往往是兴笔所致，挥洒自如，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同时废名又是运用经济的文字，废名说：“我过去写的新诗，比起随地吐痰来，是惜墨如金哩！”（废名：《谈谈新诗》）废名将古文言字词运用到新诗的语句当中并活用典故，即是极大的尝试和探索。如“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将吴梅村的诗句直接引入，嫁接得多么自然，毫不费力气。
二是以禅写诗。1922年废名怀着一颗极大的向往之心来到北京，不久却是面临新文学阵营分裂、论争之时，于是 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随后1927年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北平文人纷纷南下，北方文坛显得格外冷清寂寞，废名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心理由苦闷趋于封闭，性格更内向，思维方式侧重于内省，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废名找不到可辩清方向的思想作指导，于是躲进西山参禅悟道。汪曾祺、卞之琳都曾以此时的废名为原型刻画一个“深山隐者”形象。此时废名思想艺术的变化很明显表现在他的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上，以至他的朋友温源宁教授怀疑他受英国的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小说大家的影响，然而不单是小说，这一变化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上。至此废名诗风大变，内容颇费读者猜详。废名以禅写诗，读者应该以禅读诗。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废名的许多诗句看似半通不通，无逻辑可言，其实他的诗像李诗温词一样，表面不能完全文从字顺，但骨子里的境界却是高华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谁又能只通过字面而不借助想象和领悟去理解呢？废名大约是最早将禅引入新诗的诗人，1947年黄伯思在《关于废名》中指出：“我感兴趣的还是废名在中国新诗上的功绩，他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中国新诗近于禅的一路。”废名的这些诗大多成于一时，“来得非常之容易”，有的是吟成的游戏之作，不可与之较真，亦不可轻易放过，因为里面“实在有深厚的力量引得它来，其力量可以说是雷声而渊默”。如“我倚着白昼思索夜/我想画一幅画/此画久未着笔/于是蜜蜂儿嘤嘤地催人入睡了/芍药栏上不关人的梦/闲花自在叶/深红间浅红”。废名的诗像晚唐诗词一样有“担当（寂寞）的精神”和“超脱美丽”（废名：《关于自己的一章》）。
三是美与涩的交织。废名的诗美是天然的，诗情是古典的，往往令读者有一种丈二和尚摸不找头脑的美丽，有仿佛得之的感觉。这是废名的诗晦涩的表现。废名的诗融儒释道为一体，并有现代主义之风，使得废名的诗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废名就曾以《掐花》为例说它是“新诗容纳得下几样文化的例证”（废名：《〈小园集〉序》）。废名有的诗确实难懂，如“黄昏街头的杨柳/是空中的镜子/对面小铺子的电灯/是寂寞的尘封/晚风将要向我说一句话/是说远天的星么”。真是诗人将要呓语，是说一首诗么？
抗日战争胜利后，废名再一次经历思想大变，这一时期尽管只有四首小诗，却不可小觑。废名经历九年跑反、避难，开始同情于“人类的灾难”，痛恨于“人类的残忍”，呼吁和平，诅咒战争，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