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小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里曾是一片田野，种菜种谷子，现在长出了许多房子。那么多的房子，姿态各异，色彩缤纷，亭亭玉立。春天望着被阳光照得亮闪闪的玻璃窗，叹息道：“这么多的房子，没有属于我的一扇窗。”
房价是山上的竹子，它紧紧地抓住大地，吸取营养，节节高升。开始是一年一个房价：八百多，九百多，一千一百多。后来几个月一个房价：一千三百多，一千五百多，一千八百多……
小城的人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后悔便宜的时候不买，有的犹豫徘徊现在要不要买，有的说房价会跌的，过一年再买。
过一年，竹子又长出了节：两千三百多，两千六百多，两千八百多……
一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春天也买不起一个平方。
我遂想起，在偌大的夜空下、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的，那一声鸟鸣。
十年前，我远离父母，在一个极偏远的乡镇小学教书。我住在一间十二平米的房间兼办公室。房间紧挨着教室，学生的吵闹追打，毫无障碍地撞进我的耳朵和眼睛。我羡慕蜗牛，它走到哪里，房子就到哪里，家就在哪里。而我的家，在距离我一百七十里的一个村庄。我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我的厨房设在走廊上，面对一屏青山和青山脚下的一盘田，还有走廊前的一排梧桐。随遇而安时，山岚暮霭、鸟语花香、四季风雨一锅煮，在庸常的生活里学着寻找诗意浪漫。
小鸟常来这里啄食，啄放在砧板上的肉、放在篮子里的青菜。低头快速地啄几下，又警惕地抬起头东看看西望望。
当我想起住在廉租房里的春天时，总会想起当年那只鸟，想起客厅里的那盆从街上买来的红艳艳的映山红。它呼吸着房子里的方寸空气，触摸不了窗外飘过的春雨，也感受不到无边的阳光，连风都没法光顾它。因为没有防盗窗，春天连窗户都不敢开。
某个夜晚，春天的家，响起了诡异的、使空气发颤的敲门声。
你是谁？和户主什么关系？
我是户主的亲戚，她这几天旅游去了，我是来给她看房子的。春天看着闯进来的房产局的工作人员，慌慌地说。
春天确实是看房子的。她住的廉租房是她高中同学的。她的同学一家三口住在城中心某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里。她告诉春天，在距离县城五六里路的廉租房区有一套六十平米的二居室，只要春天愿意交一年一千多的租费，可以让她暂时住在那里。
春天喜滋滋地告诉我，天上掉馅饼了，金灿灿，香喷喷，味道好极了。她置办热水器、洗衣机、冰箱、厨具，买了一张简易沙发、一张新床，置了新的床上用品，请我们一帮朋友吃饭庆祝。
工作人员临走前抄了她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说：“如果不属实，你将被清理出这里。这房子，我们也将收回去。”
那鸟见得人来，扑棱棱飞到了对面的梧桐树上，唧唧地叫着，好似不满我扰了它这美妙的用餐时光。在厚重的黑夜，我时常会听到山边或者梧桐树上传来一两声鸟叫，我常想，是不是白天见的那只呢。
五年后，我离开那个偏僻的乡镇，来了城里。一家五口寄住在靠近学校锅炉房的两间房内。像乡下来的麻雀，躲在别人家的屋檐下。
我们打扫卫生，换了纱窗，把家具搬进去，挂上了窗帘，铺好床，摆好碗盏。幸福像宣纸上的水彩，氤氲开，要绘出美丽的图画。
第一晚，凌晨三四点，只听得锅炉房嗡嗡响，无法睡觉。早上醒来，竟然发现一床的`黑乎乎的东西。我惊慌失措，开灯细看，竟然是从窗外飘进来的煤灰。无论多么密的纱窗都抵挡不住煤灰的入侵，无论多么炎热，我从此再不敢开那扇窗。
我们的厨房依然设在走廊，它面对着四五棵一抱粗的白杨。这让我想起以前的那排梧桐：经春历夏，到了秋天，它们会像熊熊燃烧的烈焰，燃烧到极致。在晦暗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它们壮美的生命。
房前的白杨又吐出红褐色的芽，伸展碧绿绿的叶，渐渐覆盖了树枝，遮住了天空。无垠的阳光，经过白杨，变成了细碎的光斑，随风浮动，像湖面粼粼的波光。我们这几只从乡下来的麻雀，在这屋檐下转眼就度过了一年。
一年中，我们最怕的是雨天。漫天的雨敲打着白杨，有时如珠玉坠落，清脆，欢快;有时又如管弦凝绝，沉默，忧伤。它们也会顺着房顶的裂缝光顾我的家。地面上摆满了所有能迎接它的器皿：脸盆，提桶，各种碗。哒哒哒，这是雨滴落在碗里;当当当，这是雨滴坠落在搪瓷脸盆;咚咚咚，这是雨滴打在提桶内。清脆的、豪迈的、沉闷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管不顾、未经允许地喧嚣着。我抱着熟睡的小女儿，觉得自己在一片树林里，头上遮着一片芭蕉叶，而那芭蕉叶随时都有可能被一阵风掀开。
我蜷缩于雨缝。睡梦中，茫茫水面上一片碧绿的白杨叶，叶上一只蚁，慌乱，不安，团团转。
一个在城里没有房子的人，是离枝的叶，是无土的树。我急切地想要把根扎牢，我担心树根露在外面久了，怕被折断，怕被风干，怕鲜绿的叶掉落。我们要赶在学校拆除这栋楼房之前，赶在芝麻准备开花的时候，赶快买一套房。我不要像麻雀一样寄人檐下，我要做燕子，衔泥筑巢。
我想起父亲，我终于要像父亲一样，独立自主地面对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了。八岁那年，家里准备做屋。父亲一面开始在寒暑假上山砍木头，一根一根扛回家;一面请舅公选好屋场坪，然后紧锣密鼓地请人整理屋场：拖拉机一车一车地从大山里拉来砌窾的岩石，又从河边拉来一车一车的沙石打地基。
父亲请木匠做屋架。选了个好日子立起了新屋。接下来，还需要一块一块的木板围出一间一间的房，营造一个温暖的家。
父亲又去山上砍木头，请锯匠到山里把木头锯成一块一块的木板。每天散了晚学，他还要到几里外的山里搬一趟木板。
这整个过程，恰如燕子衔泥筑巢，但却比燕子更辛苦。八十年代，父亲的工资只有几十块，父亲先借钱付清各种费用，然后再挣钱攒钱还债。一段漫长的时光和“债”字纠缠在一起。
现在，轮到我了。
我像只飞燕穿梭于各个新建的小区，算计着平方，计算着房款，却迟迟下不了决心。面对这从未有过的房价，我们势单力薄，不知所措。我们七百多块的工资，买不了一平方的地面！我想起父亲当年的苦，有一种切肤的痛。父亲独自面对建新屋这样庞大的工程，是怎么挨过来的？在茫茫大山里、在踽踽独行的路上，肩上的担子是不是让他痛得落泪？穿越二十多年的光阴，我才明白生活的真相。
我们只需要一个遮风挡雨、四壁坚固的空间，一个属于我们，能容纳得下阿公、阿婆、女儿、丈夫和我的空间，却发现它隐在一片雾中，面目不清。
有人告诉我，一个主人急于卖掉他的旧房，以便换取更宽更大的新房。他的旧房：一楼，八十平米，三室两厅一厨一厕，带一个阳台;阳台外面，有紫荆树、桃树、樟树、柳树;阴天，光线会有点昏暗。坚固的四壁、自由关闭的窗户、独立的空间，深深地打动着我。这是我们要的房子。
我们自己动手粉刷墙壁，涂漆地板，添置家具，欢天喜地搬了进去。我们的头顶不再是一片可挡雨的芭蕉叶，而是坚实的、不会漏雨的预制板房顶。那上面有好看的石膏吊顶，正中间挂着一盏百合花一样的灯，每一盏灯都是它金色的蕊。它照亮了每个角落，照在全家人幸福满足的脸上。我们光芒四射，即使太阳，也无法隐藏那光芒。
移栽的树有了土，衔泥的燕子有了窝。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是我们点亮的;千百扇窗，有一扇是我们打开的;错综复杂的路，有一条是带我们回家的。我像一个将军，有了良驹，又配了宝剑，平添几分如虹的豪气，对生活充满了百倍的信心。
接下来的日子，安心一件事：存钱，还债;还债，存钱;存钱，还债……我终于像父亲一样了，要把一段时光捆绑在“债”字上。不过，这是一个循环小数，它的循环节有点长，但总有终止的一天，只是需要的时间长一点而已。时间长不要紧，我有的是大把大把的时间。我的每分钱都有它的去处，我不可以随意花。但我的时间没有形状，没有段落，无需计划，可以肆意挥霍：我可以让它走很多路，可以让它淋很多雨、晒很多太阳、饱蘸很多寒风，可以让它清早陪我跑步上班、夜晚带着疲惫回家，可以让它静静地悬挂在厚重的黑夜而无需理会。
时间，对于我，异常庞大，却又虚无缥缈。它唯一的价值是，在每月一个固定的日子里，有大约两厘米长的极不稳定的数字打印在我的工资本上。
春天说，唯有时间无限花。她把时间花在牌桌上，花在喝酒吃饭上，花在逛街买衣服、鞋袜上。她说，我不买衣服、不打牌、不吃饭，就买得起房子？
春天在房产局查房后的一个月被赶出了廉租房，是她的同学收回了房子。同学说，你要是还在那里住下去的话，房产局会收回那套房子的。
春天，对于这个社会而言，她是廉租房的非法居民。她常常想不明白，一个离婚的女人，一个没有分到任何财产、失去了房子和家庭的女人，为什么就不能申请廉租房？难道仅仅因为她有一份每月两千四百六十五块三毛四分钱的工作？
此后，她又搬了两次家，先是租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搬到一个地势偏僻的民房。她的脚步跟不上一棵蓖麻开花的节奏。我总会想起多年前在那无边无际的深夜里的那一声凄清的鸟鸣。
面对那一栋栋长出来的房子，我常有这样的幻想：把卧室与阳台之间的那堵墙和阳台边的那截墙拆掉，换成整扇的玻璃，在满屋阳光里，披着那光亮，舒展双臂旋转舞蹈，或者像一只鸟张开双翼，飞向那枝头的无垠的蓝天。
玻璃窗上，要挂一幅宽大的、古朴典雅的、外面是透明的轻纱里面是印有青花的布窗帘。微风吹来，姗姗飘动，如同一个婉约的穿着青花旗袍的江南女子。
阳台上要做一个米黄色的榻榻米，上面摆一套青花瓷的茶具。闲时，唤来春天，和我一同坐在那里煮茶、看书、听音乐。窗外，紫荆花开，鸟音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