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1903.3.20--2002.1.10)中国名俗学家。
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中国名俗文化源远流长，起源已无从考证，现在说钟敬文是民俗之父还为时尚早。
海丰为所辖。 其民间文化，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在一切民俗活动中，充分表现出它的生命力，特别是地方戏剧，更显得十分突出。海陆丰的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和皮影戏，原来都不是在本生，它们源远流长，自明、清两代先后流人海(陆)丰之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地方民情风俗结合，遂发展成为地方剧种流传至今，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正字戏，原名正音戏，唱腔道白均用中州音韵(久而久之，俗称“戏棚顶官话”)，主要声腔有正音曲(是一种杂以弋阳、青阳、四平、海盐的复合声腔)和昆腔，兼有少量皮黄、小调。正字戏史无记载。建国后，众说纷纭，各言其是:说南戏遗响者有之，说脱胎于弋阳腔者有之，等等。弋阳腔，是宋元南戏流传至江西弋阳，与当地方言、民间音乐结合，并吸收北曲演变而成，之后又在全国各地繁衍发展。明凌蒙初在《谭曲杂剳》中说:“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人腔。”清李调元在《剧话》中说弋阳腔“向无曲谱，只沿土俗。”这与正字戏历代相传“曲无空腔，任人所唱”之说十分相似，尤其“三公曲”之类滚唱，更近于弋阳腔。笔者认为，从正字戏的唱腔道白、表演艺术以及当时的交通条件各方面看，似是直接源于弋阳腔，并从弋阳腔继承了一部分南戏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彩楼记》、《崔君瑞》等，都被“易调而”，形成具有地方乡土气息的戏曲剧种，又保留了与南戏的血缘关系。传抄的明嘉靖《碣石卫志?民俗》(卷五)载:“洪武年间，卫所戍兵军曹万有余人，均籍皖赣，既不懂我家乡话，当亦不谙我乡音，吾邑虽有白字之乡戏，亦未能引其聚观。卫所戍兵散荡饮喝，聚赌博弈，时有肇斗殴打之祸，军曹总官有见及此，乃先后数抵弋阳、泉州、温州等地，聘来正音戏班。”所以有人说可能是“军戏”一支，也不无道理。再从1975年潮安县凤塘公社修水利时出土标明“正字”的明宣德七年手抄《刘希必金钗记》剧本和建于洪武年问的海城、捷胜等多座古戏台看，明初海(陆)丰有正字戏活动了。
正字戏，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由于本剧种的演出需要与发展(特别是《三国》连台传戏的盛行)，从原来的“八柱制”到 “九行”，而至近代以武生(原叫二生)、红面、乌面、白面、正生(老生)、文生(白扇)、正旦(乌衫)、花旦、公、婆、丑、帅主等十二个行当定型。剧目积累两千多个，分武戏(提纲戏)和文戏(曲戏)两大类。武戏居多，有“大传戏”(如汉传、三国传、隋唐传、杨家将传、水浒传、岳飞传等)、“小传戏”(如《绿牡丹》、《粉妆楼》等);还有相当数量的“本头”(如《金叶菊》等)和“锦出”(如《张春郎削发》等)。武戏表演风格古朴、苍劲、雄浑、逼真，擅演袍甲戏，特别是反映军事斗争的《三国传》戏更脍炙人口;又长于抖动功夫，如抖靠旗、翎子、巾毛翅、髯口和拨水发、水袖及激面等，尤令观众喝彩。文戏自清乾、嘉年间起，由于武戏盛行而被逐渐淘汰或干脆改成武戏，故现在只能记录一百七十多个。文戏艺术底蕴深厚，剧本文学价值也高，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是传统“四大喜戏”(《三元记》、《月华同》、《满床笏》、《五桂记》)、“四大苦戏”(《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葵花记》)和“四大弓马戏”(《铁弓缘》、《千里驹》、《义忠烈》、《马陵道》)，统称“十二真本”。建国初期，海丰县捷胜城隍庙和田墘埔上村等地每有演正字戏，还沿袭过去旧例，要剧团起鼓(首出)演“十二真本”戏，可惜今已逐渐失传。文戏表演与武戏表演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典雅、细腻、柔情、传神，唱做俱佳，以做见长。
西秦戏，笔者初考系明末西秦腔(即琴腔、甘肃调)流人海(陆)丰后，与地方民间艺术结合，至清初遂逐渐游离于本腔(西秦腔)而自立门户，形成了别具风格与特色的西秦戏剧种。音乐唱腔为齐言对偶句的板式变化体。设有老生、武生、文生、正旦、花旦、红面、乌面、公末、丑、婆等十个行当。主要声腔是正线和西皮、二黄，还有少量昆腔与杂调，正线(以52定弦)为本腔，唱、白沿袭中州音韵，男女异声同调，男唱真嗓，女唱假嗓。乐队(素称“后场”)分文畔(管弦乐)与武畔(打击乐)，原有打击乐器八件，俗称 “八张交椅”;管弦乐器四件十一支弦索，俗称“四大件十一条线”(统由八名打击乐手兼作)。剧目一千多个，武戏(提纲戏)七百多出，文戏(曲戏)四百多出;有“四大传”(本传)、“八小传”(草传)、“四大弓马”、“三十六本头”、“七十二小出”之分。表演风格粗犷、豪放、激昂、雄浑，长于武打，习南派，宗支少林。西秦戏植根海陆丰，流行于粤东，到过闽南、台北、广州、香港及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