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在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庄上扛着铁锨行走了数年，早已与村庄中的事物达成了一种默契，就算他的身体离开了黄沙梁，他依然放心地将文字留在了那里。当蚂蚁将文字像扛麸皮一样扛回自己的洞穴，刘亮程不再像当年一样顽皮地挖断蚂蚁回家的路，他在《一个人的村庄》的后记中说，“时隔数年，我对这些文字仍是放心的”。他不知道文字去向了哪里，但他知道它们来自于哪里，正因为他的文字根植在黄沙梁那些隐秘的洞穴中，他才会对它们一直如此放心，因为那里，也将是他的归处。
尊严，使每个生命都真实地活在荒芜的家园
一条狗、一头驴、一只蚂蚁、一片叶子、一阵风……所有的事物都和人一样***同居住在村庄里，只是人们总是会忽略这一点，总是以为村庄是属于人的，写作者们也容易忽略这一点，以为没有人、没有事，村庄便无可诉说。在刘亮程的笔下，村庄中所有的事物都有尊严地生活在那里，他用细腻的文字让你感知到他们的存在，让你开始对把自己看得如此之重感到羞愧。
当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当路把所有人引向歧途，当人们不得不在遥远的地方回望荒芜的家园，那些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事物在被遗忘多年之后，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因为有这样一些文字像风一样将你吹回了你的“黄沙梁”，你在风中慢慢变小，变成一只觅食的小鸡、一片孤单的落叶、一粒针尖大小的沙土。
刘亮程为我们描绘了他的家乡，如果你被触动，你看到的当然不仅仅是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庄。一只黑猫因为不信任而不回头地走掉，他为此而懊恼；待宰的牛因为要把剩下的事情干完，他耐心地卷起了烟……他说“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人从来就不比其他事物高贵，甚至有时需要周围事物的挽留，才能继续生活下去。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明白，等到恍惚悟出些什么的时候，那把铁锨已经被磨得又短又钝，插在地上，仿佛是一座墓碑。只有人是需要墓碑的，墓碑上从来不会刻上坟茔中草虫的名字，它们只是陪葬品，但刘亮程用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所有的事物都真实地、有尊严地生活在那个日渐荒芜的家园。
诗意，是村庄中的所有事物最好的表达方式
我刚刚说刘亮程的文字根植在黄沙梁那些隐秘的洞穴中，但我也知道，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缕炊烟已将他的文字种在了天空里。
“我站在缕缕炊烟之上
看见这个镰刀状的村子冒出的烟
在空中形成一把巨大无比的镰刀
这把镰刀刃朝西
缓慢而有力地收割过去
几百个秋天的庄稼齐刷刷倒了”
当我把书中的某一段落按照诗歌的方式排列，我知道我正在读一首好诗，翻开书中的任何一页，你都能感受到它的诗意。你会忘记贫穷，只记住那些将装满麦子的箩筐举上天空的树枝；你会忘记死亡，只记住父亲扛一把掀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你会忘记杀戮，只记住心理解不了的东西被胃消化了；你会忘记寒冷，只记住那些扑簌簌落在人一生中的雪花……
村庄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事物本身，也都是一种意象，这个偏远的、无人问津的叫黄沙梁的村庄就这样成了一个诗意的存在，因为村庄装满了诗，当风吹过，便把所有的诗意的文字从村庄的缝隙里搜出来、卷上天空，在风觉得累了的时候，再纷纷扬扬地扔回大地，将诗意种在所有需要诗意的地方。当然，也许另外一阵风吹过，一些文字又被吹回了黄沙梁，它们在经过了一段旅行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家乡。
叛逆，让散文终于抵达了它应该抵达的地方
我或许多少能窥探一些原因——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所写下的文字，刘亮程为何至今依然觉得满意？当然满意的不仅是他自己，我不是预言家，但我依然敢说，就算再过一个世纪，这些文字依然会让读到它的人满意、欣喜，因为我们可以沿着这些文字的横竖撇捺，抵达散文应该抵达的地方。
散文不应该是记录、是批评、是考据，甚至是檄文，散文应该是大地的原生态。写作者必须有能力、有勇气将文字与政治剥离、与利益剥离，甚至勇敢地将它们与自己剥离。当文字与大地无限地接近的时候，也便无限地接近了它的归宿地。
其实人与文字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扛着铁锨不停地行走，每个人都不知道道路会将自己引向哪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有的人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更多的人却迷茫地生活了一辈子。当流亡的人像蚂蚁一样生活在异乡的土地上，走失在一条又一条陌生的道路上，人们开始渴望一个归宿，可归宿又在哪里？
我知道，我的家乡已经永远地拒绝了我，我再也回不去了，但我又清醒地知道，我的一生都在向她跋涉，当越来越多的疑问聚集心头，刘亮程终于给了我一个答案——
“家乡是地理和文化的，故乡是心灵和精神的。家乡存在于土地，故乡隐藏在心灵。家乡是一个地址、一个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名字的地方。故乡在身体里。一个远走他乡的人，身体里装满了故乡。我可以离开家乡，但故乡从未离开过我。故乡在心灵里。也就是说，当我离开家乡，我的身体就是我全部的故乡。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