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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 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包容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等多 方面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哲学、社会学、文艺学、宗教学等多门类的学科。
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中国茶文化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
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 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
而破解这些文化密码的按钮，就深藏在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之中。这些典籍文献如实记 载了中国茶业发展的前进步履，全面传递了中国古代茶文化的精神气氛，曲折地映现出时代的 式微兴盛与社会的朦胧身影。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学人，将从这些著述中发掘出十分丰富的文 化信息。其要义正如丹纳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 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 种族的心理。"（《<英国文化史>序言》)丹纳说的是英国，说的是文学，但对于中国茶文化何尝 又不星如此呢?
作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即符号结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包蕴 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 获它的魂灵，获悉它别开洞天的深邃。
自从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经》问世以来，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2知的 古代茶书有124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既有内容艰深的理论专著，又有通俗易懂 的普及读物；既有严谨实用的科技书籍，又有引入入胜的文化读物；既有系统全面的综合著作， 又有某一事项的专题论述。而更为大量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散见于各种总集、别集、单行文献， 散见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其数量之大，连茶书也难以望其项背。就我们编撰 《中国茶文化经典》时搜罗所及，言及茶事者其数量在600万字以上，更何况还有相当的典籍我 们尚未翻阅。
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兴起与发展，有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其契机则有三个方面：一是饮茶事项的出现与饮茶风尚的演进，二是饮茶在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和提高，三是茶文化意识的 自觉和深化。我在拙著《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中，对于中国茶书的历程依照时代顺序作过阐述，而从整个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来看，大体而言，其经历了滥觞、定型和发展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大致又是与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叶的故乡。虽然地球上拥有茶树植物已达七八千万年的漫长历史，但茶被人类所发现和利用却仅有四五千年，至多不过上万年的历史。而这标志着社会文明进程和影响着人类生活质量的历史性发现，却是处于原始社会农业初期阶段的中华民族的先辈们所完成的。茶树从野生到人工栽培，茶叶种类从单一到多项，茶区从传统的巴蜀等地到江南一带的异军突起，这些都是茶叶科技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创造，也是中国茶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物质基础。
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已有茶的记载，西汉末年已有"武阳买茶"的初级茶叶贸易形态，但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对饮茶的认识，主要还限于药用、解渴、解酒、佐餐、祭祀、养生等功用性的方面，而将饮茶看成某种精神旨趣的倾向则逐步萌芽。饮茶风尚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逐渐普及，品茗旨趣由低级向高级在缓慢而坚定地演进，使中国茶文化终于走向完善和成熟。
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
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
随着唐朝以来的"茶道大行"，民间的茶叶贸易更为活跃，封建王朝也推行一系列的茶政茶法，实行茶叶专卖、以茶易马，茶叶贸易和政治、经济、军事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茶叶从药用变为饮用，又从解渴保健变为重视高尚礼仪的茶宴、茶道、茶礼、茶仪、茶艺。与此相关联的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舞、茶画、茶书法、茶建筑、茶工艺品等等，也都和川门的日常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结下了难解之缘，使茶文化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从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呈现出茶文化的不同形态。
唐代成为茶文化典籍文献定型期，其标志是在唐代中叶陆羽撰写的《茶经》问世，中国以至世界才有了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刻印于唐建中元年(公780年)。全书***三卷十章，仅有7000多字，却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代及其以前有关茶的知识与经验，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茶的生产、品饮、茶事，言约意丰地深化和提高了饮茶的深层美学与文化内涵。陆羽以后，唐代茶书不断出现，但大多是某一专题性的论述。此外，有关茶的文章也不断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
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
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i匕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一时期最有光采、最有个性的，除了少数茶书外，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各种杂著上。这些杂著透露出更有风采的文化信息，举其要者有三方面：一是几乎每个朝代文坛领袖、盟主或名流，大多都与茶文化结下了姻缘。如宋代的欧阳修、晏殊、王安石、苏东坡、曾巩、范仲淹、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朱熹、吴文英等，辽金元的元好问、虞集、杨维贞、周德清等，明代的朱权、高启、郎瑛、于谦、汤显祖、文徵明、杨慎、徐渭、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张岱、高濂等，清代的全祖望、顾炎武、王士祯、钱谦益、李笠翁、施闰章、工夫之、纳兰性德、曹寅、金农、厉鹗、郑板桥、丘逢甲、纪昀、俞樾等。二是匡正了对辽金元茶文化的误解。这一时期的茶诗文和茶史，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宋辽、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传播到北方牧猎民族当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饮茶的习俗和文化风尚。如《辽史》有关辽朝朝仪"行茶"的记载，比《宋史》还要多。南宋与金对峙，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夏朝的党项人，从此北朝茶礼大为流行。蒙古人主中原，由于秉性质朴，不好繁礼缛节，大多数人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虽然，元代茶文化总体上走向简约，却也不乏爱茶之人。金末元初的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中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年。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雪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劝；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人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他得茶时的欢欣，不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吗?三是茶文化向两头的延伸，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宫廷茶文化虽然唐代就已出现，虽然由于陆羽《茶经》不载曾使后人茫然，但1987年法门寺唐代皇宫金银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实物佐证。而宋徽宗《茶论》和清乾隆的茶诗，更充满着宫廷茶文化的韵味。诸如关于民间点茶和斗茶之风，关于明清茶馆的描述和记叙，关于茶进一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都把茶文化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
虽然我们把茶文化典籍文献划分为三个时期，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为因果，互为依托的。前者是历史的必然，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文献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久远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丰富的形态。
中国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而作为这种特性载体的茶文化典籍文献，在文体的形式方面也是多种多样。除茶书外，大略可分为三种类型：散文类、韵文类和小说戏剧类。
古代的散文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几乎凡不是韵文的作品都可以归人其中。茶散文 类作品，人们所常见的有：记，如《顾渚山记》、《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斗茶记》、《煮茶梦 记》等。序，如陆羽《茶经》序起码有八篇之多，著名的还有《三月三日茶宴序》、《＜龙茶录＞后 序》、《＜品茶要录＞序》等。与序相联系的则有跋，如《＜陆文学传＞跋尾》；还有传，如《陆文学自传》，以及拟人化的《叶嘉传》。此外，有随意性极大的笔记，如《老学庵笔记》、《清稗类钞》等 都记载了不少茶事。还有表，如《为田神玉谢茶表》、《代武中丞谢新茶表》、《进新茶表》；启，如 《谢傅尚书惠茶启》；奏章之类的公文，当也属于此类。而信札也可能有茶事的内容，如《与兄子 演书》常为人征引。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则有赋，如《拜赋》、《茶赋》、《南有嘉茗赋》、《煎茶 赋》；颂，如《茶德颂》；铭，如《茶夹铭》、《瓷壶铭》；以及檄，如《斗茶檄》，都是有影响的篇章。
韵文类作品最为常见，包括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联等。茶诗是年代久远的文学形式之一，唐代陆羽《茶经》中收入孙楚(约218-293年)的《歌》、左思(约250-350年)的《娇女诗》、张孟阳(266-316年)的《登成都白菟楼》，以及南朝宋王微(420-479年)的《杂诗》，这些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茶诗，却折射出茶事入诗萌芽期的状况。而且，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古代，吟诗作赋是文人的基本功，即使是最拙劣的文士也能吟诌几句。所以，历代不仅是诗人或著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也留下了几首茶诗。这些茶诗的数量起码应以千计，如果加上涉及茶事之作，数量就更为可观。其体裁多种多样，几乎古体、律诗、绝句、联句、竹枝词、试帖诗、宫词以及宝塔诗、回文诗、顶真诗等趣味诗，都有作品传世，其内容涉及的茶文化面相当广阔，其中一些名句逐渐成了特有的喻茶成语。唐代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杨万里的《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都是千古传颂的茶诗。
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以茶为内容的词作也应运而生。诗词大家、书法圣手的苏东坡以才情名震天下，他的茶诗多有佳作，如《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中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常为人所引用；其七律《汲江煎茶》，"诚斋体"的创制者、大诗人杨万里高度评价道："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而他的茶词《行香子》，依然显示出大家风范，在短短的六十六个字中，以华章丽彩写了酒后煎茶、饮茶时"从容"不迫的神态和"两腋清风"的感受，由闹到"静"，由"浓"到淡，人生慨叹尽在不言中。黄庭坚同样是文坛大家，他是"江西诗派"领袖和书法名家，多有茶诗名世。他的茶词《品令》历来脍炙人口，那以优美文字、轻松节奏描绘出的烹茶、饮茶情景，"心下快活自省"的意绪，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金、元、明、清都有茶词佳作问世。如明代嘉靖年间大名士、文坛盟主王世贞的《解语花·题美人捧茶》，将美人煎茶、捧茶的神态写得绰约动人，蕴含着名士风度，文人心态。而同样好学善诗文的其弟王世懋所作《苏幕遮·夏景题茶》，则着意描绘夏季烹茶、饮茶的情况，写出了"半入松风，半人丁香味"的快感。
由于元曲也是一代之文学，散曲小令也纳入了茶事的内容。元代节载德所作散曲《喜春来赠茶肆》，即由10首小令组成。这些小令运用众多典故，广泛讲述了煎茶、饮茶的乐趣，写出了茶博土的"妙手"和"风流"，以及茶肆的"声价彻皇都"，仿佛是一幅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风俗画。元曲这种形式也被后代继承，清代吴城、厉鹗于1751年春三月，为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写成的《迎銮新曲》，就多处包含着茶的内容。
与茶诗相关联的还有茶歌，现当代仍然大量传唱在人们口头。而在明末清初谈迁所著《枣林杂俎》，就记录过《富阳江谣》(亦称《富阳茶鱼歌》)。这首歌谣控诉了官府胡作非为给茶农和渔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当时浙江按察佥事韩邦奇将歌谣附在奏章呈报，被革职为民。
茶联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是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结合。如最为人称道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系集苏东坡《饮湖上初睛后雨》与《和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句而成。据《杭俗遗风》记载，昔时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就曾挂此联。明清时期茶联极为丰富，许多名家都侧身其中。清杭世骏(1696-1773年)撰写并以行草书录："作客思秋议图赤脚婢，品茶入室为仿长须奴。"江恂撰写并以隶书录："几净双钩摹古帖，瓯香细乳试新茶。"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题："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何绍基为成都望江楼题书："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这些都是有影响的茶联。而且，现当代人书写前人诗句作茶联者也不在少数。
有关茶事的小说和小说写有茶事，也是常见的。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就有"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虽然仅以茶肆作为场景，但从侧面反映了宋代茶事之盛。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有"吴月娘扫雪烹茶"一回，清人张竹坡旁批为"是市井人吃茶"。清代小说更是大量描写茶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汝珍的《镜花缘》、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李绿园的《歧路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著名作品，无一例外地写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为聘"、"以茶赠友"等茶风俗。尤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谈及茶事的就有近300处，描写的细腻、生动和审美价值的丰富，都是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茶事小说还只是平面地绘声绘色，那么，茶事戏剧则是立体地栩栩如生。宋元南戏《寻亲记》中有一出"茶访"，元代王实甫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无名氏的《鸣凤记》有一出《吃茶》，明代计自昌《水浒记》中有一出《借茶》，高廉《玉簪记》中有一出《茶叙》。而宋代词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与其夫赵明诚饮茶的趣事，清代洪升则将其富有文化艺术情趣的家庭生活写进杂剧《四婵娟》，成为其中的第三折《斗茗》。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虽然没有专门写茶的剧作，但其《牡丹亭》中的《劝农》一出，艺术地再现了雨前采旗枪、雪水烹香茗，以及春天斗茶等茶事活动。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有关茶的各种文字形式，其实是为了表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多样性。因为曾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茶书、史料、茶法和部分笔记才属于典籍文献的范畴。如果从茶史来说，自然是可以这么认定的。但作为茶文化的典籍文献来说，就不能排除文学和艺术，甚至象茶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以及出土文物之类，都应该网罗其中的。否则，就是不完全和不科学的。即使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为经、史、子、集，那么文学作品也是不能排除在外白勺。
至于古代的茶书，自然是中国茶文化典籍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段话： "中国也是茶书的发祥地，是雄踞世界茶史的陆羽《茶经》产生的国度。任何事物的演变都有一 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往往因循着由初级到高级的层累阶梯而上。但是，陆羽《茶经》却石破天 惊，一出现就把茶书推向了高高的宝座。这种奇异现象，常常使后继者叹为观止。后续的历代 茶书，都为这座宝库增添了新的风采。不过，其间也有过艰难曲折，有过低潮落差。当代，特别 是新时期的茶书，才真正实现了再创伟绩，再造辉煌。中国茶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无比的 凝聚力，把祖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中国茶书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品、 精品，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茶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 版)这些论述虽然是几年前说的，但今天我想依然是适用的。
宏阔广大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个多棱面的文化体，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由于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员，所以既涵容着一个民族久远的传统，又潜藏着"一种人的心理"， "一个时代的心理"以及"一种种族的心理"的交流汇聚。但是，这种复合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大多没有逃离出六大领域，即：关于茶叶历史，关于品茗艺术，关于科技文化，关于茶叶法规，关于相关文化，关于茶艺思想。
追寻茶叶历史，人们一直期望能够溯本清源。很显然，唐、宋、元、明、清的史料大多清晰、准确，西汉以后有饮茶也争议不大，而关于茶史起源则不甚了然。清代刘源长撰《茶史》(1669 年前后)、余怀撰《茶史补》(1677年左右)，均大抵杂引前人著作，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茶史起源的朦胧是因为典籍的缺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献的重要。但是，即使有只言片语，由于采用者观点相左，也是大相径庭。目前关于茶史起源之说，依然歧义叠出：最有影响的是陆羽《茶经》所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断定为炎帝神农氏的依据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并把这些视为神农氏的著作。陆羽首先探讨茶史起源，最早提出茶事始于神农，自然有学术史的意义。但由于后人考证《神农本草经》是汉代著作，就轻而易举地把陆羽的说法推倒了。虽然后来不少著述依然坚持和沿用神农说，却直到当代也依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外，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北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1063年)提出"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被《四库全书》认定是两宋间著述的《南窗纪谈》则称"三国时已知饮茶"，其依据是《吴志·韦曜传》以茶代酒的记述，连"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也否定了。有的甚至说饮茶起源于西汉，其依据是王褒《僮约》所载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至于与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茶字由来，特别是秦汉以前 "荼"、"茗"是否即茶，也有不同的意见。看来，这些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菟集，并运用考古新发现和民族学资料，也许才能使"尘埃落定"。这也证明，狭义的茶文化典籍文献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继续搜集整理有关文献也是非常必要的。典籍文献的搜罗整理，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
品茗艺术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也是典籍文献中载录最多的。晶茗艺术，实际上是包括制茶、烹茶、品茶等在内的。精茶是品茗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产地、采集、制作都需得地、得时、得法。宋代蔡襄撰《茶录》(1049～1053年)、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1121～1125年)所叙的宋代贡茶龙团、凤饼，历朝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铸茶饼值数十万。而许多文人饮茶，有的临时采集，有的以半成品重新研磨、烤炙，从中体验自制自食的妙趣。水晶是品茗的又一要素，清人张大复甚至把水晶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梅花草堂笔记》)但历代品茗专家对水的判第很不一致，不过，归纳起来都强调源清、水甘、品活、质轻。品茗还要择器，讲究壶或杯的古朴雅致，壶要有美韵，杯要小巧。品茗还要讲与人品、环境的协调："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明陆树声《茶寮记》)明徐渭的《煎茶七类》、冯可宾的《齐茶笺》，均有类似看法。同时，还要领略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至于饮茶方法，自汉唐以来多次变化，主要有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等。但不论何种方法，柴炭、锅釜或器具、火候、色、香、味，都需要处处留神。这些品茗艺术虽觉烦琐，却极有意趣。只要按照典籍文献的说法去做，就可以体验到古典之韵。
科技文化在典籍文献中也有记述。由于文字出于文人之手，他们虽有茶趣、茶情，除极少数人员外，却大多不谙种茶，也不重视种茶技术，所以只有一些零碎记载。不过，这些文字包括对茶树生物学特性的认识、茶树的繁殖、茶园管理、茶树修剪、茶叶采摘都有涉及。而制茶方法的记述，则因不同时代的演变，而透出不同的时尚与追求。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讲的是茶叶生产的仪规，却实际上是谈的文化。如一千多年前采贡茶前，要聚众在山间击鼓，以代雷声，使茶芽早日惊发。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有多首诗记叙这件事，其中有两首写道："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阵声喊叫。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只萌芽。""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早春采茶时，开采前要击鼓喊山，把茶芽"唤醒"，从而使它萌发生长起来。采下的茶叶带着两片叶芽，清香可爱，再加工成"双风贡茶"。这表面写的是茶叶采摘，写的是茶叶科技，其实写的是茶乡风俗，写的是文化心理。此外，典籍文献中还有关于茶业地理和名茶产地的大量内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茶业是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之一。因此，茶业政策的制定，茶政法规的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与调整等等，都是政府密切关心和需要解决的。中唐以后历代政府调控茶业经济的制度政策法规等的总和，被称之为"茶政"。茶政与历代财政、国防、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其首开先河于唐代，完备、严密并典型者于宋代。其中实行的以茶易马政策，通过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利用边马强化内部统治，客观上对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虽已首见茶马相易，却未形成定制，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才确定为一种政策。从此，宋代及明、清时期都长期推行。茶税、贡茶、榷茶、茶马互市的有关上谕、法令、规定和奏章等，唐代以后的文献有关茶叶法规的记载连篇累牍，眉目清楚。
在典籍文献中，记载有大量的茶诗、茶词、茶曲、茶赋、茶画、茶书法、茶的传说故事、茶谚、茶歌、茶舞、茶戏剧。茶之所以与各类文化联姻，有多方面的原因：茶具有清幽儒雅品格，是清醒头脑、陶冶性情的朋友，中唐以后的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茶能助文思，助诗兴，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被朋友们称之为"别茶人"，他可说是终生、终日与茶相伴："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对茶极为嗜好的卢仝说得浪漫夸张："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王玲研究员在谈到从汉至唐茶酒地位的变化，很有见地的概括为："从酒领诗队到茶为诗魂"。茶既幽雅又隽永，内涵和容量很大，总能品出各种滋味，不断生发各种新的意境。因此，中国大文人很少不与茶结缘的，著名诗人几乎都有茶诗，著名画家又有茶画，著名书法家有茶帖。但是，文人骚客多喜品饮活动，多与高雅艺术结合，大部分茶诗、茶画描绘文人与僧道品茗情形和个人感受。而民间由于长期从事茶叶生产活动，所以多是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重点表现种茶、制茶、饮茶和以茶交友、普惠人间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感人肺腑和启迪智慧的佳作，成为上层文化的母本和摇篮。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原型，也有利于进行分析比较。
茶文化典籍文献中的载录，虽然表面上大多是具体的人和事，但从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我们可以洞察到其中深沉而博大的茶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