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潮版《三字经》
饶宗颐《潮州志·艺文志》·《三字经》目云：“旧时训蒙之《三字经》，相传为宋·王应麟撰，而南海区适子、黎贞相继续成之。顾潮州儿童诵习之本，则分上下两行，上行载王等之书；下则别有《三字经》者，为南北诵本所无。其文起首句‘乾为天’，讫末句‘必察焉’。凡二百十句，都六百三十言。皆取经书成语，贯串成编，文极渊博可味。相传此经为赵天水先生德所辑。然无确证，谨志于此。”
饶志文中谈到的“潮州儿童诵习之本，则分上下两行……”。我收藏的潮州李万利“中华民国三年新镌”的《大三字经》便是该本。李万利本封面有“改良鼎新全国体，良规纲纪成文明”广告和民国国旗。上半部分为相传系王应麟撰的旧时全国通行的《三字经》，首句为“人之初”，末句为“宜勉力”；下半部分为流行于潮汕地区的《大三字经》。该经也如饶志所言，首句为“乾为天”，末句为“必察焉”。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辅仁堂厘正刊存《大三字经》，该书校刊者郭泰棣在编后称：“《大三字经》一卷，不著撰人氏，相传为唐儒赵德所撰。按：德，海阳人，明经博古，以文学著。韩文公刺潮时，聘为士子师，潮人知学自德始。故群号天水先生。”郭泰棣先生接着又介绍《大三字经》说：“是经文句，悉集群经成语为之，述而不作，深合蒙以养正之旨。”
饶志《艺文志》中的说法，有可能出自郭泰棣先生之说。２００７年，我在汕头的旧书摊中，淘到光绪乙酉年（１８８５年）镌、版藏潮阳南桂坊东壁斋的《大三元经》一本，封面明确刊明：“韩夫子著”。这个版本，与上述李万利本、潮阳郭泰棣辅仁堂本一样，都是２１０句，６３０字。
经过对上述三种版本的反复比较分析，笔者认为：１、三种潮汕地区流行的童蒙训学《大三字经》（或称《大三元经》）版本，句数与字数相同，只有个别字写法不同，如有的版本“毋”字写成“母”字，“曰”字写成“日”字；全书也只有二处有出入：①潮州李万利本第２３句为“苍庚鸣”，而其它二版本为“仓庚鸣”；②光绪潮阳本第１５２句为“从作义”，其它二版本为“从作乂”，大同而小异。故三个版本应都是饶志艺文志中谈到的那本《三字经》；２、饶志《艺文志》中提到潮州诵习之《三字经》相传为赵德所辑，“然无确证”，此四字十分重要。饶先生只是把“相传”志于书中，以存查之；３、光绪乙酉年潮阳南桂坊镌《大三元经》著作者“韩夫子”。
韩夫子，何许人也？韩愈（公元７６８－８２４年），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学理论家、教育家。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一月，因谏迎佛骨而被宪宗皇帝贬为潮州刺史。他治潮八月，访贫问苦，为民除害，举赵德为士子师，兴学育才，政绩卓著，而被潮人称为“文公”。潮人为了纪念他，把潮州的双旗山改称为韩山，流经潮州全境的恶溪改称韩江，相传韩愈手植的橡木被称作“韩木”，并在潮州府公堂后立庙纪念他。北宋元祐六年（１０９１年），潮人建新韩文公庙，苏东坡撰《潮州韩文公庙碑》记。可见，潮人“独信之思，思之至。”因此，古时潮州，可被潮人尊称为韩夫子者，非韩愈莫属。４、韩愈治潮，举赵德为士子师。赵德请大文豪韩愈写一童蒙诵读的《三字经》供潮人士子习读，是自然而然的事。然因该经只集群经成语，述而不作，这在韩夫子看来，也只是“小菜一碟”，故不署其名。所以，自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以来，盛行于潮汕士子中的《大三元经》，知其真正作者者甚少。故韩愈此作便散轶于潮汕民间。
韩愈《大三元经》，早于相传宋·王应麟编撰、流于全国的《三字经》一个朝代，并只通行于潮汕地区。潮民“知学”，训蒙养正，学风甚盛，宋、元、明、清时期潮汕士举科第的空前繁荣，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