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介他的同时代诗人玛·伊·茨维塔耶娃：“（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爱伦堡的这番概括是恰如其分的，她似乎是为诗歌而生的，除诗歌写作以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很多诗意的细节：浪漫中楔入了坎坷，温柔中酝酿着风暴，忠贞下蕴含了背叛；然而，她最终却以极其常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死：自缢。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1906年秋天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以后，茨维塔耶娃开始深入地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它德国浪漫主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据说，她爱上了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为他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而对方表现出的冷漠使其痛不欲生。于是，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曾经上演过她心爱的法国作家罗斯坦的戏剧《雏鹰》的剧院自杀，幸亏枪内装上的是一颗哑弹，才没有酿成悲剧，但由此也可见出诗人孤傲、刚烈、极端的性格。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她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其中有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勃柳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古米廖夫则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日常性关注而欣喜，因为它们恰好吻合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原则——让玫瑰自己来叙述玫瑰；至于沃洛申，除了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加以鼓励外，还亲自拜访了诗集的作者，这一举动成了他们真挚友谊的开始。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惟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她把生命当成寻找真理的启示，而将写作认做通向真理的道路，在《祈祷》一诗中，她如是写道：
“基督和上帝！我渴盼着奇迹，
如今，现在，一如既往！
啊，请让我即刻就去死，
整个生命只是我的一本书。
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
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
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全诗虽说还留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痕迹，但也透露了她一生所关注的主题：生命，死亡，爱情，友谊，艺术，自然，上帝。
1912年1月，茨维塔耶娃嫁给了一名民粹派分子的后代——谢尔盖·艾伏隆，并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他。但是，这本诗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评，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作出了不太友好的评价，而她素来敬重的勃柳索夫也流露了明显的失望情绪。对此，茨维塔耶娃的反应是：“我如果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如此辱骂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加入车间”。她认为，诗人应该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束缚的。果然，她不仅一直没有成为阿克梅派的成员，甚至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尽管她与这些流派中的许多人都有私交来往。这种游离状态自然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但对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却大有裨益。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像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从我的手中接受非人工的界限，
我奇怪的兄弟，出色的兄弟。
在被彼得抛弃的城市上空，
雷鸣般的钟声在滚动。
整个一千六百座教堂
都在嘲笑沙皇们的傲慢！”
而她对彼得堡诗人的敬仰则催生了组诗《致勃洛克》和《致阿赫玛托娃》，以及献给曼杰什坦姆的一系列诗歌。在《致勃洛克》中，她以充满激情的语调向抒情对象倾诉道：
“你的名字是手中的小鸟，
你的名字是舌尖上的冰块。
你的名字是眼睛上的吻，
亲吻那合拢的眼帘温柔的寒意，
你的名字是一口幽蓝、冰结的泉眼。”
诗人甚至觉得，怀揣着“你的名字”进入梦乡，是一件最为甜蜜的事情。这里，勃洛克已经不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诗人，而是被赋予了“温柔的幻影”、“无可挑剔的骑士”和“雪白的天鹅”等形象，成为一种诗歌的理想和象征，写作的标尺。她期盼自己的“手”能与勃洛克的“手”相握，就像“莫斯科河”与“涅瓦河”一般相汇合，尽管她觉得，那如同“朝霞”对“晚霞”的追赶，其中不难看出后来者潜伏于谦卑中的骄傲。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神话中阿西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她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不过，与对勃洛克的崇拜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茨维塔耶娃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加诸其身的困厄。1917年，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一去便杳无音讯。1919年秋，走投无靠的茨维塔耶娃不得不将两个女儿送进了库恩采夫育婴院。不久，重病的大女儿阿利娅被送回了家，可是，小女儿伊利娜却不幸饿死在育婴院中。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她仍然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或许，此时的写作已经成了她排遣孤独与贫困最重要的手段。写作的成果之一，就是1921年所出版的诗集《里程标》。在这部诗集中，她集中地描写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不过，这些诗歌与少女时代的作品相比，更多地是掺合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着对未卜的前途的忧虑，以及灵魂深处冲撞不已的渴望、追求、欲望、困惑和矛盾：
“我的灵魂和你的灵魂是那样亲近，
仿佛一人身上的左手和右手。
我们闭上眼睛，陶醉和温存，
仿佛是鸟儿的左翼与右翅。
可一旦刮起风暴——无底深渊
便横亘在左右两翼之间。”
1922年，艾伏隆随着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因对白军的行为感到失望，脱下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在得知丈夫犹在人世的消息后，茨维塔耶娃被获准出国团聚。出国之初，她来到了德国的柏林。当时的柏林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后者新近出版的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妹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柏林时期是茨维塔耶娃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此外，还创作了几部叙事诗，如《山之歌》、《终结之歌》、《空气之歌》、《捕鼠者》等。
无疑，在俄罗斯诗歌史上，茨维塔耶娃属于天才诗人那一类型，综观她的整个创作，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充溢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其中没有丝毫的匠气，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忽视过诗歌的技术层面，恰恰相反，她比很多平庸的诗人都更重视技术的存在。她深深地懂得，没有手艺，人们就不可能化平淡为神奇，不可能在尘世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因为，“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所以，她自豪地宣称：
“去为自己寻找一名可靠的女友，
那并非依仗数量称奇的女友。
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
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
对手艺的重视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句，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深宫，从而感悟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作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鸣。
1925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夫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迁居到巴黎。白俄侨民界在表示了最初的欢迎以后，便觉得她的诗歌“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认为是“非我族类”而开始对她予以排斥和打击。不久，由于茨维塔耶娃流露了某种亲苏倾向，对马雅可夫斯基表示出好感以后，她的处境更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里又不可能。”这一时期，孤独、贫穷、对祖国的怀念，成了她创作中最主要的主题，它们集中体现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俄罗斯之后》中。
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推荐和介绍，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春天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取得了通信联系。于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并构成了一段奇异的三角恋爱。这种由通信而建筑起的恋情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著名的佳，他们停留在纸片上的亲吻和拥抱，字里行间那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再一次为人类由情欲向精神皈依，为生命超越死亡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茨维塔耶娃的这种激情在其后所写的、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散文中积淀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理性。在这篇文章中，茨维塔耶娃开篇便说道：“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先逝者由于后逝者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活的长链。诗人以对死亡的思考，触及了生命的隐秘联系，把人们送回到了生的境界。“莱纳，我被你的死亡吞噬了，也就是说，我把迄今为止我所忍受的一切亲人的死都与你的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母亲那高傲的死，还是父亲那异常令人感动的死，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死”。我们不难发现，充盈在这段文字中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来源于诗人的使命感：世界病了，它需要输血，而与拥有同一血缘的是我们的诗人，诗人输出了他的血，之后便死去了。上述便是茨维塔耶娃通过《你的死》一文告诉我们的死之“净重”。
三十年代是茨维塔耶娃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形成这一高峰最直接的原因是，诗歌不可能像其它体裁那样在侨民文化界“畅销”，它先天的贵族气息使其只能服务于少数的知识精英，而散文的“流通性”则可以顺利地“大众化”，进而“化大众”，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获。正如诗人略带自嘲说道：“侨居使我成了一名散文作家。”另外，对一个诗人而言，在高强度的诗歌写作之后，能有一个匀速的“散文”阶段，也不失为“百米冲刺”后的“缓冲”，可以在休养生息中得到能量“再集聚”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散文并非随意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劳动英雄》、《一首献诗的经过》、《记忆之井》（直译为《关于生者的生动印象》）、《诗人与时代》、《被俘的灵魂》、《诗人论批评家》、《普希金和普加乔夫》等，记述了关于勃柳索夫、曼杰什坦姆、沃洛申、别雷等“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印象，它们以随笔的形式阐述了她对生活的思考，对艺术和诗歌的一些深思熟虑，尽管叙述的是他们，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诗歌的血液在散文的脉管里的流动。
在茨维塔耶娃众多的散文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自传。它们由十六篇回忆文章组成，包括《母亲与音乐》、《我的普希金》、《老皮门的房子》、《未婚夫》、《中国人》，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的死》等。在《我的普希金》中，诗人描述了她走进普希金的心路历程，以一个现代诗人的激情向本民族的经典诗人表示了由衷的敬意。童年时代，她便形成了一个纯粹诗人性质的印象：丹特士之所以会和普希金决斗，并将后者杀死，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丹特士不会写诗。从此，她在幼小的心灵里，便将世界划分为诗人和大众两大类，她本人则倾向于诗人一边，把诗人作为保护的对象。而在对普希金的解读中，茨维塔耶娃也显露了一个诗人的敏锐，她以独特的慧眼指出，普希金一生最爱的女人是他的奶妈，那个不像女人的女人。他对奶妈说过的话是人世最温柔的语言，他不曾把这样语言呈给任何别的女人。与普希金一样，茨维塔耶娃从事写作时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自由”。因此，在阐述前辈诗人的名诗《致大海》时，她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自由的自然力”并不是大海，而是诗本身，那是人们永远无法舍弃的诗。
像许多俄罗斯侨民一样，侨居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始终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却的乡愁，与此同时，白俄侨民界的狭隘和虚伪更令诗人感到不屑与之为伍。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携带儿子返回苏联。可是，等待着茨维塔耶娃的厄运是她始料不及的同年8月，先期回国的女儿阿利娅被捕，随即被流放；10月，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逮捕，后被枪决。这段时期，由于丧失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可能，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诗歌翻译中。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十分严谨，她的翻译原则就是，一定要使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它的文学性，否则，宁可不拿去发表。显然，她要以这样态度来换取口粮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她不得不经常兼做一些粗活，如帮厨、打扫卫生等补贴家用。
在传中，茨维塔耶娃陈述道：“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的一行诗句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命运似乎也在为她的信念推波助澜。1941年8月，由于德国纳粹的铁蹄迫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和惟一的亲人——儿子莫尔移居鞑靼自治***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正是在座小城，诗人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诗人茨维塔耶娃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是：“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从某种意义上讲，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的生存历程——或者说是死亡历程——比一切写在纸上的诗都更接近于诗的本质。这里我不想就茨维塔耶娃的生平再发议论，只想谈她的诗；但是正如沃洛申在诗人刚刚步入诗坛之际所说：茨维塔耶娃不在思考，她在诗歌中生存。茨维塔耶娃的诗可以被看作是她对自己不断发出的咒语和预言。当我读到“尚未写出的诗歌并不可惜！”，觉得她仿佛事先替这个世界宣读了对自己的判决。然而对此诗人同样事先有所回答：“至于我——属于所有的世纪。”也许世界既容纳不下她这个人，也容纳不下她可能更好的作品——那“尚未写出的诗歌”；一切已经足够了：无论她的苦难，抑或她的成就。我承认一直是茨维塔耶娃的崇拜者，然而连我自己也诧异于在性情和志向上与被崇拜者相距何其遥远。其实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我始终向往最接近与最远隔的一切；而踯躅其间者，我当他们是死在途中的人。至于茨维塔耶娃，“她的诗仿佛是由激情、痛苦、隐喻、音乐所汇成的雄伟的尼亚加拉瀑布。”这好像是叶甫图申科讲的，很难有比这更切实地道出我们的感受的话了。
不妨一谈我对于诗的基本看法：诗既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方式，又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而从根本上讲，这一切都是一回事。可以换个说法：诗人是特殊的人，诗是特殊的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这里我说“思维方式或语言方式”，并无“或此或彼”之意，只是一时难以把握究竟哪种表述方式更其准确，其实二者也是一回事：这一思维方式如果不诉诸语言它就不是诗，同样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它也不是诗。话说至此，很接近于古人所谓“诗有别才”，如果把“才”理解为思维之才和语言之才的话。诗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独立的存在；我们只能走向它，它不可能来凑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认为茨维塔耶娃比此前此后绝大多数诗人更当得起诗人这一称号。“人在世间的唯一任务是忠于自己，真正的诗人总是自己的囚犯；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坚固。”她这句话用来形容她的人或她的诗都是恰当的。即便借助译文我们也能感到，在诗人那急切、强烈甚至狂暴的诗的思维的驱赶下，她的句子追逐着句子，词汇追逐着词汇，其间有些掉了队，造成了她的诗的独特的跳跃性或片断性。茨维塔耶娃较晚的诗作，多是匪夷所思之作。茨维塔耶娃向来为寻常体验与寻常思维所无法企及。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散文不过是她的诗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当茨维塔耶娃回首往事，无数思绪挟裹着无数细节，铺天盖地涌来。一个人站在彼岸，几乎不可能如此；除非间隔着的时间与空间都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人并非回溯既往，她就置身于这一现实之中。而这正是茨维塔耶娃不同于他人之处。她写散文和回忆录如此，写诗也是如此。茨维塔耶娃是个始终处在“当下”状态的诗人。沃洛申所谓“她在诗歌中生存”，正就此时此刻而言；而作为诗人的她，也在此时此刻写作。在我看来，这对诗人来说既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因为诗是当下的，而诗的艺术却往往不是当下的，它需要深思熟虑。然而杰作与仓促粗糙之作同时同地诞生，区别在写诗的人。有的作者不免要等上一等，让自己的体验去将就自己的诗；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则永远是同步的，因为她有足够的才能在当下去充分表现它，包括其间所有复杂、曲折、细微和延伸之处。激情与痛苦既为诗人所需要，又足以致其于死地，而茨维塔耶娃在写作时一概驾驭得住。所以当她说出“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时，乃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一个特例。对茨维塔耶娃只能阅读，无从效仿。从另一方面讲，她的激情与痛苦也无须积淀——它们永远是最深切的，最强烈的，最成熟的；何况命运从不给她提供宽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