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于1920年1月抵达巴黎，恰逢风靡欧美的“达达主义”运动由苏黎世而纽约，而汇合于洛桑，而潮涌入巴黎之时。达达主义者以巴枯宁“破坏即创造”的著名论断相号召，致力于全面反叛传统价值，这对自幼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满怀革命激情且已有丰富革命履历的盛成立即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每当夜幕降临，塞纳河两岸以蒙巴拿斯和蒙马特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几乎所有咖啡馆和酒吧都是“达达”们的聚会场所。醉心文学的去蒙巴拿斯，钟情艺术的去蒙马特，盛成则是兴之所至，两边穿梭，既大喝蒙巴拿斯的“文学咖啡”，也痛饮蒙马特的“艺术香槟”。他把这每日例行的庆典称为“参加达达文艺晚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俄狄浦斯情结”，先后结识了查拉、杜桑、阿尔普等“达达”鼻祖，以及毕加索、阿波里耐尔、布雷东、海明威等正在脱颖而出的世纪大师，而尤与毕氏和海氏交谊深厚。他曾乘兴用中文为毕加索的画题写诗句，使后者大感新奇和开心，只可惜这件中西合璧的墨宝未见流传，或已轶失亦未尝可知。 1920年的巴黎“达达”运动后来被称为“巴黎学派”，而这一年则被称作“狂年”。“狂年”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亲历“达达”极大地影响了盛成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道途。他数年后之所以有勇气用法文写作《我的母亲》固如他自己坦言，很大程度上是得了“达达”的一点“灵光”；往大处说，他1920年3月先加入法国社会党，继而与社会党左派加香（Cachia）、弗罗沙德（Frossard）一起创建法国***产党，并担任法***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一事，亦与他对“达达”的反思，与“达达”内部的分化，以及“达达”置身其间的整个欧洲的革命情势直接相关；至于他后来既未能与旅法的中***支部结合，复因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法***乃至第三国际领导人发生根本分歧而又坚执己见，终致被逐，恐怕与“达达”的影响也不无干系——然而却并非***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缘故。
1975年盛成整理出版了法文诗集《狂年吼》，以缅怀那一段狂飙突进的岁月。两年后，他作为唯一在世的“达达”元老，应邀出席了西德政府在西柏林举办的纪念“达达运动”艺术大展，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又过十年，他写了一篇相当简约的追忆文字，概括表述了他所认识的“达达”，包括“达达”的发生和自身演变，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意义，以及他个人与“达达”的关系，其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
我们同布雷东分手，我们是积极的，主张艺术为人生。我们也是有组织核心的，同布雷东消极的无组织的各自为政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我们同社会联系紧密，倾听民众之声，我们将法国的古典精神“正确（PRECISION）、光明（CLARTE）、和谐（HARMONIE）”增改为四个词：VIGUEUR，自强不息（此词本义是生动、强有活力）。LIMPIDITE，通体致用（此词指内在的，而原来的CLARTE是外表的）。HARMONIE，全面协调（跟过去不同的是，以前“和谐”中的正反是绝对的、局部的，而现在的正反是相对的辩证的全面的。因此，科学、艺术、文学是综合的，没有纯艺术和纯文学，没有文即没有艺，没有科学就没有文艺，没有文艺也没有科技。一切是综合的，二十世纪就是综合的世代。）PAIX（PEACE），和平大同。和平的目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以上四词，就是我们的信约，也是我们行动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