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是杜甫在个人生活和时代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写成的。它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
其时，处于“安史之乱”中的国家和人民，刚因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而局势稍安，可是又由于唐军围攻史思明叛军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严重缺粮，兵士纷纷溃散；于是处于首都长安前卫的洛阳又告危急，整个时局顿时呈现出风雨飘摇的景象。
另外，在写这一组诗的前一年，诗人为了营救丞相房琯，上书言事，因措辞激烈触怒了肃宗皇帝，差一点交“三司推问”，结果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空参军，并于这一年七月来到华州。
从此，诗人永远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他曾一度感到惬意的“朝罢香烟携满袖”的生活。到华州后，迎接诗人的是早秋的苦热、成堆的案牍，还有日夜交扰的苍蝇和蝎子。
此情此景，自然和诗人在长安时的“落花游丝白日静，呜鸠乳燕青春深”大异其趣。看来，由侍臣出为外掾，诗人还很不适应，无怪他竟是“束带发狂欲大叫”了。现实生活，迅速地驱散了诗人的满袖“香烟”，同时也拭亮了诗人的眼睛。
公元759年春初，诗人由华州往洛阳，经过潼关等地，正逢唐军在相州溃散，朝廷为了补充兵员，便以极端残酷的手段，无分男女老幼，都协迫从军。于是，一片伤心惨目的景象纷纷呈现于诗人的眼底；特别是在暴吏压迫下呻吟号哭的人民，给刚刚在紫宸殿上见过“天颜有喜”的诗人带来了分外强烈的感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一气写了六首诗，这就是千古传诵的名作——“三吏”、“三别”。
这一组诗，从杜甫的整个创作来看，构成一道波浪形的发展。在这之前，也就是诗人在长安任左拾遗时，曾写过一些歌颂皇帝或描写居官生活的诗。在这些诗中轻笼着一层御香氤氲的廊庙气象，虽然从中未尝不可读到一些佳句，但整个看来却显得华丽雍容，情调悠闲。
其它方面的诗，也大多是吟咏个人伤感，并无特别可称之作。如果说，这是杜甫创作过程中一个短暂的低潮，那么“三吏”、便是诗人离开长安继《洗兵马》等诗之后，升起的一座高峰。
从杜甫的整个创作来看，“三吏”、“三别”并不足以概括他的“地负海涵、包罗万汇”的创作特色。在邱壑万状的杜诗中，这一组诗也还是深山大泽中的一座峰峦，其它胜境尚多。
但是，这一组诗却突出地表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它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地走向生活、走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