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诗中的悲情
高建新
柳宗元的山水诗，多数写在永州十年（805—815）的流放生活中。诗中满含着悲情，在给人深深感动的同时，也让人深思不已，久久低徊。
一
柳宗元是在贞元元年（805）在赴邵州（今湖南邵阳）谴所途中被加贬为永州司马的。司马是定员外的闲官，无事可做。这样，柳宗元就有时间精力接触山水，全力从事著述。他自己说：“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柳宗元短短一生中，有诗文600余篇，在永州的十年中就有331篇，占其全部创作的50%以上。为柳宗元做墓志铭的韩愈说他这一时期的生活：“闲居，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志欲报国却遭贬谪，心情极为愤郁，和当年遭忌被谗的屈原一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他屡屡在诗文中引屈原为知己，作于永贞元年（805）的《吊屈原文》最能表达他和屈原内心的相通：“先生之不从世兮，后之人又何望”，则更抒发了内心的幽独和哀伤。金人周昂说：“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读柳诗》）；沈德潜也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唐诗别裁》），都指出了柳宗元的遭遇及创作与屈原的相同之处。
柳宗元是怀着巨大的忧愤来到永州的。永州地处今天湖南南部，与广西相邻，地方虽然荒僻，却有奇丽的山水、绝美的风景；九疑山耸峙其南，衡山余脉盘绕其北，蜿蜒奔腾的湘水和潇水在这里汇聚。永州山陵起伏、河流纵横、杂树丛生，是一块被尘世遗弃的风景胜地。柳宗元自己也称颂永州山水形胜：“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游黄溪记》）。在远离京城的僻远之地，柳宗元初次会意山水美，心灵便受到极大的震撼，获得了深深的慰籍：“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山水审美竟有如此的神奇，也许是柳宗元之始未料及的。
就是这些让心灵震撼和慰籍的山水，许多时候在柳宗元的笔下，却又一扫明丽、灿烂、赏心悦目，呈现了浓浓的悲情和别样的格调。如《与崔策登西山》描写的是他和友人一同欣赏永州潇水西岸西山的独特景色：“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驰景泛颓波，遥风递寒篠”。登上西山极目遥视，眼界顿开，胸襟顿开。但在诗的结尾处，诗人却说：“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山水胜景并不能缓解盘绕的愁肠，还须友情相助，愁情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情形于诗人并不少见：“境胜岂不豫，虑分固难裁。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深重的忧情悲怀即使是“境胜”、“升高”也不能丝毫消解。《夏初雨后寻愚溪》起笔描写了愚溪清新的景色：“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结尾却落在了“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上，无可奈何之情状顿现。在《愚溪诗序》中，他以溪喻人、借境抒怀，更进一步抒发了忧愤抑郁之情：“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奇峭幽清、无人赏识的愚溪，正是诗人怀抱高才远志却被弃绝不用遭遇的形象写照。再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直旦，寂寞将何言。
诗以有声写无声，映衬山夜的深永、幽寂。诗人倚柱伫立，默默无语，直至天亮，使人想到阮籍及其《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其一）。孤绝清高又忧心忡忡，是两位相距六百年的绝代诗人***同的情怀和生存境遇。
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中，虽不能说像当年的阮籍“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咏怀》其三十二）那样数着手指头苦捱日子，却也对前途充满了忧虑，对生活充满了幽怨，他自言“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南涧中题》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感情：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逝，怀人泪空垂。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身在贬谪、去国怀乡、英雄失路、孤苦寂寞等种种感情，一时间都被“秋气”触发。入目的景色因此染上了一层寒凉的色彩：回风萧瑟，林影参差，羁鸟悲鸣，寒藻独舞。在愁人眼中，入目入耳者皆愁：“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梅雨》）。清人王尧衢评此诗说：“因雨生愁，闻夜猿而更苦；因雨惊梦，听晨鸡而忽醒，此时不胜凄怨矣”（《古唐诗合解》卷八）；再如“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明人唐汝询评说：“猿声虽哀而我无泪可滴，此于古词中翻一新意，更悲”（《唐诗解》卷二十三）。“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壁空残月曙，门掩候秋虫”（《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秋月夜病中见寄》），虽未明言愁，但仍使人觉得愁情满纸张、悲不自胜。即使像《渔翁》、《江雪》这些劲健有力、格调高迈、表现诗人孤绝超旷的精神形象的诗篇，透过字表，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心灵深处的无边的孤独寂寞。
元和十年（815）二月，柳宗元奉诏还京，同年三月复为柳州刺史。柳宗元本欲东山再起，实现宏图壮志，谁知旋即又踏上贬途：“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刘梦得分路赠别》）、“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宋人葛立方为柳宗元的如此遭遇感慨不已：“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呜呼，子厚之穷极矣”（《韵语阳秋》卷十一）。长安至柳州道路途遥远，沿旅途景象怪异，充满危险，《岭南行》写到：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
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
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明人廖文炳说：“此叙岭南风物异于中国，寓迁谪之愁也。言瘴江向南，直抵云烟之际，一望皆是海边矣。雨晴则象出，日暖则蛟游，射工（一种毒虫）之伺影，飓母（飓风）之惊人，皆南方风物之异者。是以所愁非一端，而华发不待流年耳”（《唐诗鼓吹注解》卷一）。诗中虽然极言岭南风土奇异险恶，诗人不可居留，但诗人经过三个月的艰难跋涉，跨越千山万岭，于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来到了柳州。一次他登上柳州城楼，想起与自己同被流贬的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四人，写下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针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唐汝询评此诗说：“此登楼览景慕同类也。言楼高与大荒相接，海天空阔，愁思无穷，惊风密雨，愈添愁矣。况树重叠，既遮我望远之目：江流盘曲，又似我肠之九回也。因思我与诸君同来绝城，而又音书久绝，各滞一乡。对此风景，情何以堪乎”（《唐诗解》卷四十四）。被斥远方，已苦不堪言，偏又“惊风”、“密雨”，愈加重愁绪，这虽是眼前实景，却渗透着诗人内心的惊惧、愁闷。岭树遮目、江流曲折如宛转之愁肠，又写出被拘求的处境和痛苦的内心世界。山水景物因染上了诗人浓浓的悲情而呈现出了让人惊异的格调和色彩：“宦情羁思***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贬居本已凄然，又起思归之情，谁能料到柳城春才过半却如深秋，二月便榕叶落尽、百花凋零，内心的凄苦愈发浓重。王尧衢评此诗说：“羁人最怕是秋，今春半而木叶尽落，竟如秋一般，使我意思转觉迷乱”，“迷乱”不仅有凄迷茫然之意，还有对人生孤独、前途渺茫、盼归无望等种种情事的感怀。
柳宗元的许多山水诗尽管写眼前的景象让他快乐，但结篇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落在悲情的咏叹上，或为乡愁、或为孤苦、或为有志难伸：“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南中荣橘柚》）、“芳意不可传，丹心徒自渥”（《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夏雨后寻愚溪》）、“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南涧中题》）……
柳宗元的山水诗满含着悲情、让人感动。宋人蔡启说：“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集，特为酸楚”（《蔡宽夫诗话》）。造成这种满含悲情、“特为酸楚”的直接原因，是坎坷不幸的政治遭遇引发的“忧悲憔悴之叹”。此外，还有几个具体的原因：
首先，寻幽探胜、寄情山水于柳宗元实在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事情。柳宗元被贬永州，担任的是司马之职。司马为五品官，名义上是州长官刺史的佐官，实际上却无具体的职事，属闲官，一般用以安排贬退大臣和宗室、武将。所以后来白居易曾为落职江州司马而伤痛不已，作《江州司马厅记》公开表现自己的不满①。出为闲散无事的司马，对壮志遭受重挫的柳宗元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叶嘉莹先生说：柳宗元“在永州贬所消磨了漫长而抑郁的十年，何况司马一职又是全无实权的一个地方佐吏，因此永州的山水乃成为了柳宗元所有悲愤失意之情的唯一寄托” ②。再加上他行如囚徒的特殊处境：“以罪大摈废，居小州（指永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缠索，处则若关桎梏。行而无所趋，拳据而不能肆”（《与周君巢饵药九寿书》），于是赏游山水便成为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他说：“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亭》），“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记》）。
南楚山水自可抚慰人心，但寻找、接受这种抚慰却是出于无奈。当时曾有人以无忧自得即“浩浩”称贺柳宗元，柳宗元回答说：“子诚以浩浩而贺我，其孰承之乎？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对贺者》）。这是柳宗元内心世界起初的自我袒露。在别人看来，柳宗元远谪永州，终日游赏山水，无忧无虑，实在是自得得很。只有柳宗元自己知道，他的内心充满了怎样巨大的痛苦！他说自己怎么能承受得了“浩浩”之名呢？嘻笑之中的愤怒，远甚于睁眼怒视；因哀痛而歌唱，比放声恸哭更要哀痛。谁说自得的外表不是内心强烈忧愁的反映呢？黄震评论这段话：“余谓子厚此言，大痛无声者也”（《黄氏日钞》卷六十）。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渔父》）。鲁迅先生也说：“长歌当哭，是必在痛定之后”（《纪念刘和珍君》）③ 。柳宗元是那种一边歌哭、一边寻路的人。作于元和四年（809）的《构法华寺西亭》一诗，最能表现他矛盾痛苦、无可奈何的心情。他在永州地势最高处的法华寺建了一个亭子，立于亭上，他看到了动人的美景：“远岫攒众顶，登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菡萏溢嘉色，筼筜遗清斑”。诗人精神开朗，忘记了贬谪的忧愁：“弃逐久枯槁，迨今始开颜”。然而接下来却说：“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表明他的乐以忘忧是短暂的，而谪居的苦闷是长久的、难以消除的。结尾两句“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闲”，说自己游赏山水不过是无可奈何中的自慰罢了。
其次，永州的谪居生活如牢狱一般，游览中，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柳宗元心怀恐惧，不时担心有猛兽毒蛇出没袭击。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柳宗元真实地描绘了永州的状况和自己的感觉：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腹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居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肢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寻幽探胜是与巨大的危险相伴的，涉足野外有毒蛇、大蜂，靠近水边又有毒虫潜伏，伤害游人。偶尔欣赏到美景，也不过像放风的囚徒碰到了好天气一样，略微舒展一下肢体而已。没有人身自由，每日里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有限的活动，这样的生活哪能使人长久舒畅呢？柳宗元第二次被贬的柳州，比起永州来更加遥远蛮荒，自然环境险恶；古木参天，毒蛇盘距，猛兽出没，而且治安情况恶劣。他描述说：“桂州西南又千里，滴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寄韦珩》）。加之语言不通、风俗与中原殊异，更加重了他的愁绪：“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
由于环境险恶、心情抑郁，柳宗元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初到永州，正值32岁的壮年，精神健旺，充满朝气。仅三、四年便已“百病所集、痞结伏结，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居南中（指永州）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处在贬窜中，柳宗元时常怀着忧惧、精神压力沉重：“自遣责逐，继以大故（指遭母丧），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饰，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的健康每况愈下。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与下属喝酒时说：“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可以说，柳宗元是扶着衰弱的病体游览永州、柳州山水的，这不能不影响其山水诗的情绪和格调。
再次，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结果。所谓“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柳宗元一贬再贬，身处困厄之境，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压抑。他是怀着巨大怨愤、甚至是忧惧观览山水，山水自然染上了诗人浓浓的主观感情色彩。《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逐，地又荒疬，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格外幽清、寒峭，折射出诗人内心世界的寂寞悲苦。本来峭寄孤耸的山峰在他眼里却如戟似剑，直刺人心：“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牱南下水如肠”（《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明人瞿佑评前者说：“谓子厚南迁，不得为无罪，盖虽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语虽过，然造作险诨，读之令人惨然不乐”（《归园诗话》卷上）。近人杨庶堪也说：“剑割愁肠海上峰，始知愁苦易为工。柳州山水堪供老，万里投荒别泪红”（《论诗绝句》），都指出柳诗善于借物写心、抒发愤郁的特点。类似的例子还有“春半如秋意转迷”、“江流曲似九回肠”等。不仅如此，柳宗元的山水诗特别喜欢使用“寒”字。用之形容水者有“寒水”、“寒江”、“寒泉”、“寒流”、“寒川”等。形容花卉草木有“寒花”、“寒英”、“寒齿”等。随处可见的“寒”，不只是一种感觉，更是悲寒心境的外化。
还有一点，就是和永州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有关。从柳宗元的描述看，永州的自然景观以幽泉、怪石、回溪为多，多在杂草覆盖、灌木丛生的荒僻之地，尚待开发。从著名的“永州八记”看，柳宗元描绘的山水清寒、幽独、奇峭，多是自成格调的小景；钴鉧潭状如熨斗，“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尤于中秋观月为宜”；钴鉧潭西的小丘不足一亩大，上生竹树，有石“负土而出，争为奇状”；从小丘西行百步，就是“水声如鸣环”的小石潭，潭水清冽，全石为底，有“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袁家渴的景色主要为清澈的溪流和奇卉异草，“有小山山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清人孙琮说：“读《袁家渴》一记，只如一幅小山水，色色画到”（《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三记）。从袁家渴向西南不足百步，便是石渠：“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水平布其上，流岩织文，响若操琴”；在永州城的西北，是小石城山，高“不过四十丈”，“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这些景观的一个***同特点就是清幽峭奇、有声有色、如诗如画、可观可赏，但绝少雄浑壮伟、万千气象。就连一峰“特立，不与培塿为娄”的西山，也不过是高百余米的低矮小山。
从地理环境上看，永州地处长江中游平原以南，是低山、丘陵和盆地交错的地形，咯斯特地貌较发育，海拔多在300米以下，相对高度一般在100—200米左右。有些时候，柳宗元自己对永州的自然环境评价也不高，他曾说：“永州实为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永州韦使者君新堂记》）。还不止一次地表达对永州山水的厌倦。作于元和九年（814）的《囚山赋》是典型的代表，其时诗人已囚居永州整整十年。在诗人来看，永州山水险恶、土地贫瘠、荆棘丛生、猛兽出没、乱石犬牙交错，是囚禁生命的牢笼：“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最后诗人被迫发出了“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的悲愤呼号！前人评说：“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者。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井也，故赋丘山”（《柳河东全集》注）。柳宗元对永州山水是又爱又恨，感情复杂。
从美学范畴上说，永州的山水景观雅致、秀婉、灵动，玉涧珠圆，偏于静态，多数没有空间上的巨大、耸峙、拔地擎天，“美侧美矣，而未大也”（《庄子·天道》），至多是“优美”。它可以给人启悟，引人低回叹惋，但不能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不能激起人的愉快与振奋相混合的情绪体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④。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里所说的“美”，指的就是“优美”⑤。所以永州美的山水让柳宗元一见倾心，如逢知己。柳宗元“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其取独，造其奥以 其秘，披其根以证其理，深入显出以尽其神”（《筱园诗话》卷一），把它们写得千娇百媚、姿态横生，是要以此来映衬朝政的恶浊，显示自己高洁的人格和不甘沉沦的灵魂。正所谓“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评柳文）。
三
乔治·桑塔耶纳说：“自然的景象是神奇而且迷人的，它充满了沉重的悲哀和巨大的慰藉，它交还我们身为大地之子与生俱有的权利，它使我们归化于人间”⑥。永州幽丽的山水触引了柳宗元浓浓的悲情，也给他以巨大的慰藉。试想，如果没有永州幽丽的山水，柳宗元该如何熬过永州长达十年的牢狱般的日子呢？“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永州幽丽的山水因为遭遇了柳宗元才被发现、发掘，展现了永恒的迷人之美。我们欣赏永州山水，也衷心感谢柳宗元，是柳宗元使人和山水妙合无间、血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