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虽然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并且人们对毛批的研究已经很深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毛批中仍然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毛宗岗在批评《三国演义》时，非常善于运用比较手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略谈一二，就教同仁。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并非就《三国演义》而论《三国演义》，而是经常将《三国演义》与其他不同类别作品进行比较，用以揭示《演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毛宗岗在评点中喜欢把《三国演义》与历史著作进行比较。
在阐述《三国演义》“叙事之妙”时，毛宗岗就曾把《三国演义》与《史记》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
《三国》叙事之妙，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读三国志法》）①(P14)
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叙事之妙”与《史记》相“仿佛”，但是他却指出《三国演义》“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
何以如此？毛宗岗认为：
一是《史记》叙事“各国分书，各人分载”，“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而《三国演义》则“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由此，我们自然想起了二知道人蔡家琬对《红楼梦》的评论：“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於名教乎。况马、曹同一穷愁著书，雪芹未受宫刑，此又差胜牛马走者。”（《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月）
二是《史记》“分则文短而易工”，而《三国演义》“合则文长而难好”。毛宗岗从而充分肯定了《三国演义》的“叙事之妙”。这样的对比分析，使人不禁想起了金圣叹对《水浒传》与《史记》的比较，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之。”金圣叹进而指出《水浒传》是“因文生事”，而《史记》则是“以文运事”，并且高度评价了前者。②(P18)尽管毛宗岗与金圣叹二人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在对《三国演义》与《史记》的比较分析中各有所见，各有所得，但是他们都认为小说在创作上难于历史著作。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国演义》“叙事之妙”，毛宗岗还将《三国演义》中的场面描写同《史记》进行比较，其中所作分析颇为深细，很有说服力。《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场面描写尤为悲壮。刘备被曹操大军追杀，千钧一发，危急万分。可仁慈宽厚、爱民如子的刘备却不忍心抛弃随行逃难的百姓，于是只好带着他们渡江。小说作者在这一场面中不仅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刘备仁爱善良的性格特征，而且也表达出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这一场面艺术感染力极强，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毛宗岗对这一场面极为欣赏，于是他在这一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亦不可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著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历落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兵，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41回）(P406)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战”写得的确非常精彩，向来脍炙人口，为后代读者所津津乐道。宋代朱熹评曰：“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亦云：“一腔愤怒，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认为“会垓下处”等地方，“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动”。③清代周亮工也指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④李晚芳甚至认为这样的描写“千古无二”⑤可见人们评价之高。而毛宗岗则认为，“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所说是很有见地的。“《三国》当阳、长坂之文”，悲剧风格和叙事特点与“垓下之战”相比，真可谓异曲同工。
第二，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把《三国演义》与唐宋诗词、元曲等进行比较。
《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刘备送别徐庶一节，写得情景交融，动人肺腑，很有诗意。由于曹操囚禁徐母，刘备与徐庶不得不分离，他们依依惜别，难以割舍。二人分手后，刘备立马林畔，久久怅望，一时突发奇想，要尽伐前面树木。人们不晓个中原因，询问何故，刘备却答之以“因阻我望徐元直之目也”。毛宗岗在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独具慧眼，看出了这段描写的鲜明画意和浓浓诗情，于是他在这一回回首总批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观玄德与徐庶作别一段，长亭分手，肠断阳关，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泪下矣。（36回）(P354)
“唐人送别诗”大都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实《三国演义》在这里分明化用了“唐人送别诗”的意境。岑参送武判官有诗云：“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4] (P353)李白送孟浩然有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5] (P734)岑参、李白二人的诗句看似不同，一写边关雪中送别，一写内地水边送别，其实所表现的情感和所用的艺术手法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主人伫立怅望来表现对友人的惜别之情，不直接言情而情尽在其中。显然《三国演义》把二诗这样的意境化用在刘备送徐庶的描写中了。尤其是小说写刘备不仅是停留在伫立怅望，而且还写其突发欲尽伐挡住自己视线的树木的奇想，而这又超越了二人诗句的意境，是对诗意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所以毛宗岗读到此处，才有“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泪下矣”的批语。
不惟如此，在第三十六回的行间批语中，毛宗岗又进一步把《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与江淹的《别赋》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了比较。如，他在“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处批道：
只此一句，抵得江文通《别赋》一篇。P359
在“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处他又批道：
《西厢》云：“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玄德之望元直也似之。P360
这样的批语也很难得，它不仅很好地体现出了毛宗岗的艺术眼光，而且还能够引导读者去深入体味小说描写的特殊情境，尤其是小说人物的细腻感情。
类此者，还有第三十七回回首毛宗岗写下的一段批语：
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又如早夜望雨者，听风声而以为雨也，听泉声而以为雨也，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西厢》曲云：“风动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玄德求贤如渴之情，有类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37回）P362
这里毛宗岗把“玄德望孔明之急”与《西厢记》中的“风动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进行类比，同样很好地揭示了《三国演义》这段描写的意境之美。
第三，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把《三国演义》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进行比较。
小说与历史著作毕竟有很大区别，光拿历史著作与小说进行比较，的确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同样，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总拿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与小说进行比较，也未必能够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于是毛宗岗便又把《三国演义》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进行比较。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比较《三国演义》与《西游记》说：
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天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至于前而镇国寺，后而玉泉山；或目视戒刀脱离火厄，或望空与语，有同棒喝。岂必诵灵台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禅心乎哉。（《读三国志法》）(P14)
此卷有假姜维，前乎此有假张飞矣。假张飞有二，一则张飞所以赚严颜；一则张飞所以赚张郃。而假姜维不容有二，乃孔明所以困姜维。试以《西游记》拟之，则前之假张飞，是孙行者毫毛所变之假行者也；后之假姜维，是六耳猕猴所冒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则《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云。（93回）(P919)
毛宗岗比较了《演义》与《西游记》，认为“读《三国》胜读《西游》”，因为“《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我们认为，《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二者各有优长，亦各有其短，一般说来不能简单进行对比。毛宗岗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对这两部作品有所轩轾，这本身未必完全合适。但是他对这两部作品所作的比较批评，还是能够让人体会出这两部作品各自的特点的，至少对读者理解《三国演义》本身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还是很有益处的。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还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进行比较，指出：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足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高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读三国志法》）(P14)
毛宗岗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其理由有二：
一是“《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足能匠心为之难也”。
二是“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高于吴用、公孙胜等”。
所以毛宗岗说“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关于第一点，平心而论，毛宗岗所说并不高明，甚或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是在第二点中，毛宗岗却的确说出了《演义》高于《水浒传》的地方，因为《水浒传》中吴用、公孙胜等人物形象的确苍白扁平，不够丰满，不论个人能力和性格特征都不及《演义》中的同类人物。
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曾指出：“毛氏批本在理论批评方面直接继承了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传统，尤其在评点的外在形式和评点笔法上确乎是‘仿圣叹笔意为之’。但由于所评对象不同，故而在理论观念上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关于小说的虚构与史实的关系问题。《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自有其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创作法则和特性，即其有一个与历史史实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毛批本倾向子‘实录’准则，肯定作品‘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的特性，但仔细分析，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首先，毛批本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比较中，确乎肯定《三国演义》，‘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读法》)。可见，毛氏所肯定的其实并不是所谓“实录”问题，而是从艺术匠心的角度，即《三国演义》是在历史史实的制约下写出的绝妙文章，故其创作明显难子《水浒传》。……”“其次，毛批本一方面肯定《三国演义》以‘天然妙事’写出‘天然妙文’，同时常常以《三国演义》与‘本可任意添设’的‘稗官’对举，指责其不能如《三国演义》那样写出‘绝世妙文’。如第二回总评：‘三大国将兴，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三小丑既灭，又有众小丑为之余波。从来实事，未尝径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设，而反径遂率直耶?’不难看出，评者其实并不反对‘虚构’，只是讥讽那些不能‘虚构’出‘绝世妙文’的作者。”“再次，在对作品的具体批改中，评者虽也删去一些‘后人捏造之事’，但对那些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却明显违背历史史实的内容，如关云长‘单刀赴会’、‘千里独行’、‘义释华容道’等照样加以赞美。可见，评者对于虚构内容的增删标准主要还在于艺术价值的高低。”
与此相近，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曾把《三国演义》与《列国志》进行比较，他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读《三国》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连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连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通。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由此可见，毛宗岗更注重故事完整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