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作品赏析
白居易《对酒五首》之一有“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的句子，且注明“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王维的这首诗之所以另有一题为《阳关三叠》，是因为咏唱时，首句不叠，其他三句都再唱。然而，有人认为仅有末句重叠三唱。按白居易所说的“第四声”，则应是首句不叠，其他三句重叠。不然“劝君”一句不可能为“第四声”。由于这首诗语言朴实，形象生动，道出了人人***有的依依惜别之情，在唐代便被谱成了《阳关三叠》，后来又被编入乐府，成为饯别的名曲，历代广为流传。[3] 安西，是唐代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元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
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为送别创造了一个愁郁的氛围。清晨，渭城客舍，自东向西一直延伸、不见尽头的驿道，客舍周围、驿道两旁的柳树。这一切，都是极平常的眼前景，读来却风光如画，抒情气氛浓郁。“朝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早晨的雨下得不长，刚刚润湿尘土就停了。从长安西去的大道上，平日车马交驰，尘上飞扬，而送别的时候，朝雨乍停，天气清朗，道路显得洁净、清爽。“浥轻尘”的“浥”字是湿润的意思，在这里用得很有分寸，显出这雨澄尘而不湿路，恰到好处，仿佛天从人愿，特意为远行的人安排一条轻尘不扬的道路。客舍，原本是羁旅者的伴侣；杨柳，更是离别的象征。选取这两件事物，是作者有意关合送别。它们通常总是和羁愁别恨联结在一起，而呈现出黯然销魂的情调。而此刻，却因一场朝雨的洒洗而别具明朗清新的风貌——“客舍青青柳色新”。平日路尘飞扬，路旁柳色常会笼罩着灰蒙蒙的尘雾，一场朝雨，才重新洗出它那青翠的本色，所以说“新”，又因柳色之新，映照出客舍青青来。总之，从清朗的天宇，到洁净的道路，从青青的客舍，到翠绿的杨柳，构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图景，为这场送别提供了典型的自然环境。这是一场深情的离别，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相反地，倒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调。“轻尘”、“青青”、“新”等词语，声韵轻柔明快，加强了读者的这种感受。
绝句在篇幅上受到严格限制。这首诗，对如何设宴饯别，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殷勤话别，以及启程时如何依依不舍，登程后如何瞩目遥望，等等，一概舍去，只剪取饯行宴席即将结束时主人的劝酒辞：“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诗人像高明的摄影师，摄下了最富表现力的镜头。宴席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酿满别情的酒已经喝过多巡，殷勤告别的话已经重复过多次，朋友上路的时刻终于不能不到来，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一瞬间都到达了顶点。主人的这句脱口而出的劝酒辞就是此刻强烈、深挚的惜别之情的集中表现。 三四两句写惜别，是一个整体。要深切理解这临行劝酒中蕴含的深情，就不能不涉及“西出阳关”。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出向西域的通道。唐代国势强盛，内地与西域往来频繁，从军或出使阳关之外，在盛唐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壮举。但当时阳关以西还是穷荒绝域，风物与内地大不相同。朋友“西出阳关”，虽是壮举，却又会经历万里长途的跋涉，备尝独行穷荒的艰辛寂寞。因此，这临行之际“劝君更尽一杯酒”，就像是浸透了诗人全部丰富深挚情谊的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对于送行者来说，劝对方“更尽一杯酒”，不只是让朋友多带走他的一分情谊，而且有意无意地延宕分手的时间，好让对方再多留一刻。“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感，不仅仅只是属于行者的。临别依依，要说的话很多，但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场合，往往会出现无言相对的沉默，“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不自觉地打破这种沉默的方式，也是表达此刻丰富复杂感情的方式。诗人没有说出的比已经说出的要丰富得多。总之，三四两句所剪取的虽然只是一刹那的情景，却是蕴含极其丰富的一刹那。[4] 诗的前二句，作者运用了起兴的手法，这是自《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来，文学作品表现惜别之情时常用的意象。后两句将深切的惜别、关切、担忧等复杂的感情寄寓在“劝酒”这一举动之中。“西出阳关无故人”，一言朋友所去之地陌生，二言那里人迹稀少；三言朋友自此一别，则知己难求。如此，则对友情的珍惜，对离别的无奈，对朋友的关切，尽蕴于杯中了。所谓“惜别意悠长不露”，情真意切而不说破。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作诗不可以意徇辞，而须以辞达意。辞能达意，可歌可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5]
作者简介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出身世代官僚地主之家。其母崔氏奉佛三十余载。佛经《维摩诘经》，是智者维摩诘居士与弟子讲学之书。王维的名和字取于此。王维后半生之避世与佛教有关。《新唐书》本传说王维早慧，"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年十六、七，即往长安、洛阳游历，谋取仕进。此期间写了一些游侠诗。开元七年（719）七月，他赴京兆府试，中解头。他是一位文艺全才，诗、文、书、画都很著名，又精通音乐，善弹琴、琵琶。开元九年（721）中进士，任太乐丞等官，后弃官隐居。 开元十七年（729），在长安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开元十九年，王维的妻子病故。他从此不再续娶，一直孤居三十年。
芙蓉楼送辛渐 (其一)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的构思新颖，淡写朋友的离情别绪，重写自己的高风亮节。首两句苍茫的江雨和孤峙的楚山，烘托送别时的孤寂之情；后两句自比冰壶，表达自己开朗胸怀和坚强性格。全诗即景生情，寓情于景，含蓄蕴藉，韵味无穷。
本诗那苍茫的江雨和孤峙的楚山，不仅烘托出诗人送别时的凄寒孤寂之情，更展现了诗人开朗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屹立在江天之中的孤山与冰心置于玉壶的比象之间又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照应，令人自然联想到诗人孤介傲岸、冰清玉洁的形象，使精巧的构思和深婉的用意融化在一片清空明澈的意境之中，所以浑然天成，不着痕迹，含蓄蕴藉，余韵无穷。
王昌龄（西元698-756年）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汉族。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他的边塞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称王龙标，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存诗一百七十余首，作品有《王昌龄集》。
《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首诗写的是汪伦来为李白送行的情景。诗人很感动，所以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行诗来极力赞美汪伦对诗人的敬佩和喜爱，也表达了李白对汪伦的深厚情谊。
前两句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诗人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那种语言不假思索，顺口流出，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神态。“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二字表明，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人未到而声先闻，从那热情爽朗的歌声，李白就料到一定是汪伦赶来送行了。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在山村僻野，本来就没有上层社会送往迎来那套繁琐礼节，从诗中分析，李白走时，汪伦不在家中。当汪伦回来得知李白走了，立即携着酒赶到渡头饯别。不辞而别的李白洒脱不羁，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也是豪放热情，不作儿女沾巾之态。短短十四字就写出两人乐天派的性格和他们之间不拘形迹的友谊。
由于桃花潭就在附近，于是诗人信手拈来，用桃花潭的水深与汪伦对他的情深作对比。“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清代沈德潜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唐诗别裁》）这两句妙就妙在“不及”二字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了“深千尺”的桃花潭水作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谊化为有形，既形象生动，又耐人寻味。潭水已“深千尺”了，那么汪伦的情谊之深，读者也可想而知了。诗人结合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这两句诗也如脱口而出，感情真率自然。用水流之深比喻人的感情之深，是诗家常用的写法，如果诗人说，汪伦的友情真像潭水那样深，也是可以的，但显得一般化，还有一点刻意雕琢的味道。而诗中的写法，好像两个友人船边饯别，一个“劝君更进一杯酒”，一个“一杯一杯复一杯”。口头语，眼前景，有一种天真自然之趣，隐隐使读者看到大诗人豪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清廉居士,自称与李唐皇室同宗，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少年时居住在四川，读书学道。二十五岁出川远游，先后居住在安陆、鲁郡。在此期间曾西入长安，求取功名，却失意东归；后来奉诏入京，供奉翰林。不久因受谗言出京，漫游各地。安史之乱起，为了平叛，加入永王李军幕僚；后来永王为唐肃宗所杀，因受牵连而被流放夜郎。遇赦东归，投奔族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不久病逝。他因写诗而闻名，为当时的人们所激赏，称赞他的诗可以“泣鬼神”。他以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反映现实，描写山川，抒发壮志，吟咏豪情，因而成为光照古今的伟大诗人。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首送别诗有它特殊的情味。它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
“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扬州，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指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给读者的感觉绝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正是烟花之地。“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的后两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表现出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但又不是单纯写景。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诗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
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将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代 岑（cén）参（shēn）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作于他第二次出塞阶段。此时，他很受安西节度使封常青的器重，他的大多数边塞诗成于这一时期。岑参在这首诗中，以诗人的敏锐观察力和浪漫奔放的笔调，描绘了祖国西北边塞的壮丽景色，以及边塞军营送别归京使臣的热烈场面，表现了诗人和边防将士的爱国热情，以及他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
诗题是“送武判官归京”但这首诗表现的不仅仅是岑参和他朋友武判官的友情。他描绘的是边塞将士集体送别归京使臣的慷慨热烈的场面。“中军置酒”，不是岑参置酒，而是中军主帅置酒；鼓乐齐鸣，也不会只是岑判官和武判官对饮话别，而是边塞将士为归京使臣举行的盛大宴会。因此，如果说表现了友情的话，那么，应该说这首诗主要表现的是边塞将士对一位同甘***苦过的战友的情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塞将士的团结精神和昂扬的斗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已没有诗人刚到边塞时那种过于低沉而单纯的思乡之情，它已将怀念祖国的思乡之情，与保卫祖国以苦为乐的精神统一起来，因此它的基调是积极乐观、昂扬奋发的。
在艺术上，这首诗给人一种奇丽新奇的情趣。之所以能达到这种艺术效果，一是因为诗人有长期边塞生活的基础，能准确地把握边塞风景的特点，写出它的奇处；同时因为诗人富于想象，善于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主观的体验和联想，而不是停留在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上。其次是它写景抒情极富变化。诗人善于用不同的手法，从不同角度写景抒情。有时实写，有时虚写。有时大笔挥洒，有时又精雕细刻。先用比喻手法写清晨的雪景；再用反衬、夸张手法写雪天雪地；后用烘托、对比手法写暮雪。从雪中的树、雪中的人、雪中的天地、到雪中的军营，雪中的红旗，雪中的天山。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由外及里，又由里及外；由地面写到空中，又由空中写到地面。立体地再现了大自然的美好形象和诗人的丰富感情。
岑参（cén shēn） (约715年—770年)唐代诗人，原籍南阳（今属河南新野），迁居江陵（今属湖北）。汉族，荆州江陵（湖北江陵）人，去世之时56岁，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其诗歌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瑰丽，热情奔放，尤其擅长七言歌行。其出身于官僚家庭，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于同代的高适齐名并与高适并称“高岑”。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沾巾。
该诗是送别诗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仗，三、四句以散调相承，以实转虚，文情跌宕。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千古传诵，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此诗一洗往昔送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高远的志趣和旷达的胸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
王勃的这首诗，就是二首相当成熟的五言律诗。再读一读王、孟的五律，进而读一读李，杜的五律，就会发现这种新诗体在有唐一代的发展如大江奔流，一脉相承，而越往前去波澜越壮阔。
王勃，（649或650～675或676）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父亲王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王杨卢骆”，亦称“初唐四杰”。
柳永《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此词为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也是柳词和有宋一代婉约词的杰出代表。词中，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的上片写临别时的情景，下片主要写别后情景。全词起伏跌宕，声情双绘，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宋金十大曲”之一。起首三句写别时之景，点明了地点和节序。《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寒蝉鸣。”可见时间大约在农历七月。然而词人并没有纯客观地铺叙自然景物，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融情入景，暗寓别意。秋季，暮色，骤雨寒蝉，词人所见所闻，无处不凄凉。“对长亭晚”一句，中间插刀，极顿挫吞咽之致，更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凄凉况味。这三句景色的铺写，也为后两句的“无绪”和“催发”，设下伏笔。“都门帐饮”，语本江淹《别赋》：“帐饮东都，送客金谷。”他的恋人在都门外长亭摆下酒筵给他送别，然而面对美酒佳肴，词人毫无兴致。接下去说：“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七个字完全是写实，然却以精炼之笔刻画了典型环境与典型心理：一边是留恋情浓，一边是兰舟催发，这样的矛盾冲突何其类锐！这里的“兰舟催发”，却以直笔写离别之紧迫，虽没有他们含蕴缠绵，但却直而能纡，更能促使感情的深化。于是后面便迸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二句。寥寥十一字，语言通俗而感情深挚，形象逼真 ，如在目前。真是力敌千钧！词人凝噎在喉的就“念去去”二句的内心独白。这里的去声“念”字用得特别好，读去声，作为领格，上承“凝噎”而自然一转，下启“千里”以下而一气流贯。“念”字后“去去”二字连用，则愈益显示出激越的声情，读时一字一顿，遂觉去路茫茫，道里修远。“千里”以下，声调和谐，景色如绘。既曰“烟波”，又曰“暮霭”，更曰“沉沉”，着色一层浓似一层 ；既曰“千里”，又曰“阔”，一程远似一程。道尽了恋人分手时难舍的别情。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字耆卿，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为“慢词”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是推动人的代表，但因经常为歌妓写词，曾被一度认为是风流之人而仕途不佳，郁郁不得志过。但后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
踏莎行 欧阳修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此词写离情。梅残、柳细、草熏、风暖、暗示着离别。征人之路，渐行渐远；闺中人的愁绪，愈益深重，直教人揪心落泪，肝肠寸断。
上阙从远行人着笔，写他途中见到恼人的春色而引发的愁绪。旅舍周围的梅花已然凋谢零落，溪畔桥边的柳丝弱不禁风，起首二句写征人旅途中所见初春景象。在这草春风暖的美好季节里，征人却不得不离家远行。一个“摇”字既写旅途颠簸之苦，更写孤独跋涉心神不定的糟糕心情。“离愁”二句直接表达心中离愁，随着离去的路途越来越远而愈益加重加深，宛如春水绵绵不断、无穷无尽。此以春水喻愁，正如李后主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个“渐”字，承接紧凑而又对比鲜明，形象真切，合符情理。
下阙转向闺中人，在心上人离开以后登高望远，遥念离人，泪眼迷茫，哀怨满怀。起首三句生动描绘她登高远眺时脸上的表情，心中的感受。“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工整的对偶，恰当的叠字，一个断肠美人儿的楚楚动人形象栩栩如生。妙在“楼高莫近危阑倚”句，既似怨妇心中怨语，亦如远行人遥遥传来的劝慰。结末二句由近及远，由人及景，意味幽远，意境开阔，是情景俱佳的警句。哀而不伤俨然一幅隽永的写意画。卓人月在《词统》中赞曰：“‘芳草更在斜阳外’，‘行人更在春山外’两句，不厌百回读。”李攀龙《草堂诗余隽》云：“春水写愁，春山骋望，及切委婉。”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赞曰：“‘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又：‘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此淡语之有情者也。”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云："春水春山走对妙。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一望无际矣。尽处是春山，更在春山外，转望转远矣。当取以合看。"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