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道衡，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 540年），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 609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历仕北齐、北周、隋王朝，与李德林、卢思道齐名，为当时文坛领袖。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薛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道衡为御史二命士，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土。
杨坚作相时，薛道衡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
隋文帝开皇八年（ 588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颖出兵伐陈，专掌文翰。
隋师临江，高颖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
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数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势庶政，陈叔宝峻字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立体在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土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
高颖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
在隋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颖、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
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罹祸。
杨广夺取帝位，是为隋炀帝。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布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才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
隋炀帝看了以后，老羞成怒，对大臣苏威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又专横独裁，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
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颖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
高颖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广一边，被杨广诛杀。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颖的话，隋炀帝岂能容忍。当时正是好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悻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却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没有实据，最后逼令自尽，天下冤之。
隋炀帝杀薛道衡，另一个原因是妒忌薛道衡的文才。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踢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幕，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论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绚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名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风流才子，却生活在隋炀帝的统治之下，隋场帝是个极其自负的人，他曾对别人说，“别人总以为我是承接先帝而得帝位，其实论文才，帝位也该属我。”他的内心如此狭隘，怎么能容得下薛道衡呢？难怪他在杀了薛道衡后还说：“看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否！”这固然是隋炀帝丑恶的内心世界的大暴露，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薛道衡在当时确实是诗才出众。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