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 《抱经堂集》、钱大昕 《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 《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 《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 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