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画院讲课，有学生问“书法家有必要学画吗”，答曰：“学与不学，听凭自愿；但是，最好都能知道一些基本的画理，至少应该学会品画。”品者，观赏细味，进而评第优劣，论定高下，故又可以谓之品藻、品鉴、品第、品题等。品者水平程度不等，品鉴境界也不一。古人论画强调“才、学、法、悟”方面的要求，其实也很适合品者。品鉴不仅对研究者有意义，对从事创作的书画家来说，也至关重要。圈内常说的“眼高手低”，即“以品鉴为学子入门第一阶”。就书法而言，宋朱长文《续书断·序》曰“于是集古今字法书论之类为《墨池编》。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张怀瓘，而怀瓘者为备（全面）”，以庾李张三家为善品藻者，说的正是书法鉴赏家的明眼法眼。
品画，又称解画、知画、懂画。书法家未必都要动手学画，如果为了养眼，学习品画，无疑是一件既能活跃创造性思维，又能愉悦身心的惬意之事。欣赏风景，能让人聪明和舒心；品画，会比欣赏风景获得更多的情趣。
对古代书法家来说，善于看画和题画应该是书法创作之外必擅的绝活。观赏某些书画大家的书法作品和题画留下的数行墨迹，会明显感到笔情墨趣的差异，就像歌手在空旷原野的引吭与亭台楼榭的慢吟一样各擅其美，由此反思及创作，大抵都有不近相同的体会。如果能对经典作品在题画前的相局谋篇等诸多苦心也稍加留意，竟然读得出其间的“妙之所以妙”来，那就面壁一悟，胜过千知了。
不妨先拈“虚实”说之。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虚实之论，多重在虚。画家的“十画九遮”，书家的“以白计黑”和“余白之美”，园艺家的“善经营者皆善虚”，诗词家的“诗贵清空”和“词贵空灵”等，俱是重虚之论。清代蒋和《学画杂论》说得清楚，“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故十分之三在天地位置得宜，十分之七在云烟锁断”。蒋氏将画面虚实的空间经营以七三相比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重虚的观点旗帜鲜明，那就是实处之妙往往借助于虚。当代书家大都重实不重虚，墨花满纸犹嫌不足，又好钤印，稍有通透处必钤得斑驳陆离。书界偶有在虚实经营上作些大胆探索者，又被斥为标新立异，弄得探索者扭扭捏捏，不知适从。
看一幅画，只知其山水草树，不知那上下一抹烟波、往来数叶扁舟正是浑然天地的虚实之妙；只见设色缤纷，不解“五采彰施，必有主色，以一色为主，而它色附之”（见《小山画谱》）正是五色相和、主客宜恰之妙，皆不能谓之解画。
诗书画家俱重虚，绝非偶然。虚写非虚，能传摹出实写之神，即是画论家所谓的“象外摹神”、“离象得神”。蟋蟀相斗不好画，转笔去画斗蟋蟀者（虚实相生），激斗之趣由斗蟋蟀者表情可见，犹如白居易《长恨歌》写杨贵妃“玉容寂寞泪阑干”，伤心落泪之态不好写，以“梨花一枝春带雨”虚写出之，巧能得好，亦是高手。
其次，对每幅作品还需要作些具体分析。例如画面有题画诗的绘画作品，品画还必须观画解诗。只一味观画，不深解画上题诗，亦不能谓之知画。譬如题画诗的避实击虚、实境虚写、虚境实写、虚实陪正等，无不与画密切相关，读出诗的深层意蕴，对解读画作必然大有补益。读戴熙（1801－1860）的《题画雪窗枯树》，首二句“雪窗小坐拨炉灰，对月开缸饮一杯”，不过画师自述作画前的实情实景，好像语未及画；后半首陡转，说“忽见满阶枯树影，苍然吹上楮毫来”，这就是“虚写入题”，颇不简单。分明画师笔写（行为主体）枯树（客体，被动体），却道满阶枯树影自己苍然吹上楮毫，落纸成画，无中生有，虚写，用反客为主法，既成功写出了审美幻觉，也形象地描画出雪窗枯树影扑朔迷离的景状，点醒了画面。
如果说此诗还是画外人（画师）观画中景色的话，戴熙的《题画山水》则是题画者代画中人设计感言，也是无中生有，却是虚境实写的另一番手段。前半首“傍岩溪路两三曲，缘磴烟林千万重”，对仗写画中景，形画用“线（溪路两三曲）面（烟林千万重）经营法”，与唐诗“大漠（面）孤烟（线）直”相同，两句搞定画境空间。后半首题画者翩然入画，代画中人物言“负手偶从桥上立，四围云气荡吾胸”，俱以虚说当真，故而真实亲切至加倍感人。
有兴趣者还可以再寻着原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的《轻舟观瀑图》所题“秋水接天三万顷，晚山连树一千重。呼他小艇过湖去，卧看斜阳江上峰”，体味一番题诗者入画欲呼艇过湖卧看斜阳的能动参与。如果仅仅观看画面所有，作一般欣赏，显然不够；借助题画诗的虚写和读画者的想像力，还能进一步感悟到画面所无而画心的所思所想。“只因未到那深处，若到得那深处，自然佛门洞开”（朱熹语），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欣赏活动了。
读解题画诗，多一份文学眼光的审视，读出画境画理，也多领悟了一份文学的愉悦。无言画，有声诗，加上能用点线再现表情达意的书法，这就是黄宾虹先生所说的“中国艺术之三大不朽”。
仅此虚实之见，苟有所得，洞开眼界，亦不过获取了通往艺术奇异境界的一枚小小秘钥。倘若结合绘画作品从诗词作法上一一生发开去，意会旁通，也一定有利于激活书画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眼界可通胸界心界，博览也是书家功业。况且国画点线多借重书法，画家看出画境之书意，书家读出书境之画意，直取精髓，补其所乏，也不难得如来手段。古今书画大家，无一不重旁通，史证即是明鉴，何用赘言。
品画，是心灵的艺术历程，有非同寻常的艰辛付出，便有非同寻常的创造性收获和喜悦。行之愈深远，知之愈广博，乐趣唯知者知之。书家恭读前贤大家的书法经典墨迹之外，博览一些绘画经典，能期望更多的意外收获。
“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何乐不为？
清廉与收藏
历代入朝匍拜紫墀的臣僚号称百官之众，加之放外驻边候缺等，一朝大小官吏计有数千，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好官清官者，毕竟还是少数。百姓说“武不滥杀，文不乱弹，收受小钱物的，都算好官”，标准着实不高。
明代书法家中品行端正，居官廉洁，又卓然可道者，除海瑞之外，品德与自己名字的字义洽合的是官廉。
官廉（生卒年不详，历明代宗至孝宗四朝），字汝清，号韦轩，又号后乐居士，东莱平度（今山东平度）人。登天顺甲申（1664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终户部郎中。善书，恪勤苦练，明张升《文僖公集》曰“官廉最好晋人遗帖，虽疾犹临仿不懈”。又明刘翊《古直集》曰：“汝清楷、行、草书，颇得二王法。”
官廉性格刚介不阿，与弟官贤均有廉直美声。廉贤兄弟二人，不负其清名，颇受百姓拥戴。特别是官廉，对仗势欺人的皇亲外戚都敢执理直言，在当时的确堪称“胆大妄为”。例如景州（今河北景县）等处有百姓良田万顷，“界接东宫庄田，为内侍冒占，遗廉往勘”（因地界与东宫太子的庄田相接，竟为宫内侍官非法侵占，官府无奈，假意派官廉去勘查）。行前，宫内侍官许诺官廉曰：“田如归我，请官可得（若将良田归我，你想做什么官皆唾手可得）。”官廉正色道：“以万人命易一官，吾弗为也。”然后直赴现场，丈量侵占地，尽归于百姓。
官廉号后乐居士，当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自律的，他身在官场，居然胆敢不买皇亲外戚的账，又不怕其他官员借机下赐“小鞋”，排挤打击，很有些誉称“铁笔架”的海瑞的清骨劲气。如此鹤立群鸡，官只做到户部郎中，但能让人闻其名姓即恭敬万分，也相当不容易了。
清代雍正朝时，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康熙进士，谥文和）渥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争权利，还算个好官。张氏虽然笃爱长子张若霭（1711－1746，字晴岚、景采），但约束甚严。一日，张公至庶僚家，见到一幅名人的山水画幅，归家后对若霭赞叹不已。逾日，这幅画便悬挂于张府斋壁之上。张公审视之后确认即数日前赞叹之画，厉声训斥若霭。若霭跪叩良久，再不敢张肆，立即归画原主乃已。
张若霭乃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工楷书，师法欧（阳询）赵（孟頫），习董其昌山水画法，书画皆妙，也精鉴赏。
为政清廉是对从政者的一个基本要求。较之严嵩父子等搜罗书画以至巧取豪夺的种种劣迹，官居军机大臣（加太保）的张廷玉喜欢书画，弄一两幅名人山水悬挂斋壁，还不至于被斥为贪官污吏，但他严于教子，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行笔至此，想起《吕氏春秋·异宝》记子罕拒绝农夫宝玉的事来。当时宋国农夫耕地挖到一块宝玉，诚恳地希望“相国为之赐而受之（相国恩准收下）”，子罕回答：“子以为宝，我以不受为宝（你以宝玉为贵，我以不接受宝玉为贵）。”后来宋国德高望重的长者评价此事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子罕非无可珍贵的东西，只是他所珍贵的与众不同）。”
对话非常简单，却震撼千秋，
子罕“以不受为宝”，是珍惜羽毛，洁身自好，认为比宝玉更可贵的是品德廉洁。喜爱书画，固有雅好与俗好之分，但倚仗权势夺爱索贿，或谓爱好所致，纯属为非作歹的借口。书画家或书画爱好者岂有不爱书画的道理？然而，非礼不为，非己不受，守住那条必须严格区分公私清浊的界限，亦是守住那为人处世的基本德操。非官吏不能嗜好书画，亦非官吏与友朋不能切磋书画收藏作品，问题的要害在其公私清浊能否面对天地百姓良心。这一点，关系道德操守，统与官帽大小职位高低无关，。
以私害公，天理不容，实乃百姓不容。
从“泰山”说到颜真卿
成语之出，大都史有来历。譬如“泰山”，一谓东岳，五岳之首；一谓身负重任，颇有实力者，泛称靠山后台。《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蚤（同早）作，负手曳杖，消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后人则以“泰山梁木”比喻仰望之人。
将泰山喻作岳父大人，应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揭露张说的一截腐败丑闻始。先是张说撰《封禅坛颂》以纪圣德，故唐玄宗驾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张说为封禅使。（张）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按照）旧例，封禅后自三品以下皆迁转一级，唯郑镒因（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后来御宴群臣，唐玄宗“见（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宫廷艺人黄幡绰应声答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一句玩笑话，虽然出语不凡，讽刺中的，但根治不了官场痼疾。皇上一乐，睁只眼闭只眼，这就糊弄过关了。此后，讽意逐渐淡化，“泰山”反倒成为“岳父”的一个美称。
按《旧唐书·张说传》的记载，张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又行从兵士，惟加勋，不得赐物，由是颇为内外所怨”。看来，当时亲好荣迁，鸡犬升天，破格晋级的还不止女婿郑镒一人。古今无论什么层次的法规章程，只要能公开显摆出来的，多半都堂皇公允，但实施起来，歪着理胡作非为的，却大有人在，所以腐败并不难寻，在不循规章办事纳私的后面窝着的，皆是。张说当时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其兄庆王傅光为银青光禄大夫，可谓满门荣宠之极。在紫垣龙威之下胆敢不按规矩办事，借封禅超迁提拔亲好的丑闻，皇上都不问罪，就算默许。没承想，此事借着宫廷艺人之口和“泰山”之名居然还能流传久远，不知幸也不幸？
张说逝后二十五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叛乱。次年六月，潼关失守，哥舒翰中埋伏，被俘。国势险危，玄宗与杨国宗及贵妃姐妹、皇子皇孙仓皇奔蜀。御驾临次咸阳时，玄宗问高力士：“昨日仓皇离京，朝官不知所措，今日谁当至者（今日谁会追来护驾）？”高力士认为 “（张说之子）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驸马皇亲），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结果不被皇上看好的宪部侍郎房琯当日即风尘仆仆地赶来护驾，而特加浩荡恩宠的张垍兄弟却投靠了安禄山。张垍伪命宰相，最后死于贼军之中；张均罪当处死，经房琯等人搭救，免死，长流合浦郡。
张垍兄弟俱善诗文，与其父张说相比，才华远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张均集》二十卷，已佚。杜甫有《赠翰林张四学士》诗一首赠张垍；从诗句“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看，杜甫很赏识张垍的文翰。父威煊赫，荫子腾达，如果仅仅倚靠权势裙带，再加上写诗著文的那点点本事，时过境迁，也难长久，更况乱世投贼，失节求荣，等于自绝生路，所以二人落得如此下场，应非偶然。
同处乱世，操守与张说二子迥然不同的是大书法家颜真卿（709－785）。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始，平原（今山东平原北）太守颜真卿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在安禄山后方倡举义旗，得十七州桴鼓相应，聚众二十万，讨伐叛军。次年三月又出兵收复魏郡。后因河北各郡失守，颜公南走；永泰二年（766）遭权相元载挤兑，坐诽谤朝政罪贬谪峡州，未至，改吉州别驾；后又历经十七年风雨，来往朝野，上下颠簸。在建中四年（783）奉使宣慰已经叛乱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时，劝喻无效，反遭拘囚，又不屈李希烈的番番诱胁，最后惨遭缢杀，享年七十六；昭赠司徒，谥曰文忠。
其间，颜公所书墨迹都是光炳书史的传世力作。颜公于乾元元年（758）哀祭侄子季明，留下了“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的行书杰构《祭侄文稿》，也留下了“凛冽万古存”的浩然正气。因侄子季明英年惨遭杀戳，归葬时唯头颅尚在，已无身躯，事迹与遗状令颜真卿恸愤难抑，遂血泪凝墨，意气迸发，挥成此篇。六年后，即广德二年（764），所书《争座位稿》抨击仆射郭英乂佞行，其忠义之气，横溢行间，被米芾评作“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又山谷赏叹为“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其它例如《大唐中兴颂》（771年，62岁）、《送刘太冲叙》（772年，63岁）、《宋璟碑》（778年，69岁）等，皆吾国书法奇瑰至宝。后人敬重颜公，既崇其德高，亦慕其艺精；南宋汇刻颜公墨迹的永嘉（温州）《忠义堂汇帖》及巩嵘续刻《忠义堂帖》，皆以“忠义堂”标名，足见仰止。
若非乱世，不得成就颜公；若非气节，也不得成就颜公。若无颜公，不得有唐代书法艺术巅峰的如此辉煌。或许正是军旅生涯的艰苦磨砺以及宵旰忧勤的政务操劳等种种非同寻常，才有了颜公书法艺术非同寻常的入神化境。善养浩然之气者，成才成大事，都不难；如果又恰逢时势造就，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了。
忠奸莫辨，似乎是国君的通病。《旧唐书》评“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不过为国君走眼设置一个堂皇的下台阶。即使国履艰危见得的良臣颜真卿等，又便如何？纵观历史，凡明君立朝有成功作为的，大都因为先有明眼识得忠奸真伪，然后举才用人得当，政策方才英明适时。古今志士慨叹“只为浮云能蔽日”时，未必尽埋怨那些可来可去的“浮云（奸邪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