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对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有关键作用。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尽管武梁祠是一个墓地里的祠堂，但是它体现了设计者的一些个人观念，体现了从礼仪美术到艺术家的美术中间的发展过程。
从流传的武梁碑文来看，武梁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隐士，从腐败的政坛上逃离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官府曾经请他做官，被他拒绝了。武梁祠上有一个画面表现了这一事件，这个画面的位置非常重要，在祠堂西壁的左下角，按照古代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它相当于武梁祠墙壁上的最后一个画面。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修《史记》的时候也把自己放在最后一章，这表明史家本人决定着记录历史的视角。武梁延续了《史记》的传统，武梁祠的图像记述了历史，体现的却是武梁对历史的观察和选择。
武梁祠屋顶上是征兆图像。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各种自然征兆表达了上天的意志。比如皇帝做了好事，上天就会通过祥瑞以示表扬。然而当时的政治在武梁这样的儒士看来却是最糟糕的，皇帝没有道德，整个朝政被太监控制。《后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委任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在这样现实情况中，祥瑞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祠堂屋顶上的祥瑞图像一方面成为武梁政治理想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由此我们就能够体察到汉代退隐的儒生是如何通过征兆和图谶来表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