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是农忙时节，穷苦百姓可向官府借钱借粮方便种植，有收成后，返还所借钱粮，付一定利息（远远低于民间地主商人借贷），这样就适当避免权钱阶层收过高利息而导致百姓卖地卖身。但这样一来就严重影响既得利益阶层的收入，这些人基本控制大部分京城以外权力，所以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二、详情：
北宋时，民间高利贷非常猖獗。以致造成许多下等户农夫破产。实施“青苗法”是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互惠互利。该法规定，如有需要，农民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收获了再附带一部分利息偿还官府，一来使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户免受高利贷剥削，二来不致影响了农业生产，三来官府也可以收些利息来增加财政收入。
青苗法是“熙宁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推行青苗法，王安石一开始很有信心，因为早在他任鄞县父母官时就试行过这一法律，效果很好。后来陕西转运使李参以及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不谋而合，先后在自己的辖区开展过“试点”，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了慎重起见，在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前，王安石又特意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再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才正式推向全国。而且，在颁行之前，他还特别加上了“禁抑配”这一条款，即禁止强行摊派贷款。
但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在全国各地实施时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有的地方严格按照朝廷的规定办事，执行得好，百姓得到实惠，对此法就非常拥护，老百姓就欢天喜地地歌颂朝廷。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官不按规定办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多放贷款，多收利息，不惜层层下达指标，强行摊派贷款，特别是将贷款强行摊派给不需要贷款但有偿还能力的富户，而不愿贷给真正需要的贫农，由此引起了富户与贫农的***同反对。百姓对新法自然也就怨声载道。
据史料记载，虽然规定的利率半年是20%，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常常私自提高利息到30%甚至更多。如在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有的记载甚至说实际利率有达到原先设定的3至5倍的。若光是私自提高利率倒也罢了，农民如果嫌利息太高，不去借就是了。但要命的是，地方官不仅擅自提高利率，而且还“抑配”，也就是强行摊派，分任务，下指标，逼迫百姓借钱。为了保证青苗钱的可回收性，新法原本规定“五户以上为一保”，商量好要借多少钱，大家互相担保。而到了执行过程中，竟变成了官府强令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并向各等级民户摊派青苗钱。收钱时若贫户无力偿还就向富户索取，将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富户。
三、人物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