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吴老先生
叶圣陶
一天早晨，太阳很好，可没见同院的邻居吴老先生出来，晒他的手提皮箱。一打听知道他病倒了。说是病其实不大贴切，既不发烧，又没什么痛楚，不过头脑有些儿胀，胸口有些儿闷，就懒得起来。他那儿子任夫先生，一个公务员，对我解释道：“只为昨天表兄来了，随随便便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家父问他家乡情形怎么样，他说秩序还不错，地方上跟日本人处得很好，日本人常常说，你们这儿的人是最出色的中国人。就是这么一句话。”
“他老先生听了怎么说？”
“他听了闭上眼睛皱着眉，不说什么。半晌才看定了我，‘我决意做迁川第一世祖了’，他说。‘最出色的中国人，日本人口里评定的，咱们不能跟他们一伙儿住。我是老了，无所谓，你还年轻，还有小林儿，我希望你们的骨头有些斤两。四川也好，就住四川吧。往后有人问你贵处哪儿，你就说敝籍四川。千万不要把家乡的名儿说出来。打这会子起，我对家乡的名儿感到羞惭，我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某地方人。’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些话，到夜就没有吃晚饭。”
“他老先生原是最巴望回去的，听说成渝铁路又将动工他高兴，听说盟国在计划发展民航事业他高兴，今儿胜利等不到明儿动身似的。”
“你看他见着太阳总不忘晒他的手提皮箱，只怕动身日子一到，为了晒皮箱耽搁。”
“他老先生真的就横了心，不想回去了吗？”
“我想也不过说说罢了。昨天他说了，我当然顺着他，说做四川人也好。到那一天把日本人赶了出去，我们还不是钻头觅缝想办法，最好挤上头一班下水船？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你想，人家是动也没动一动，死守在本乡本土，当顺民，当小汉奸，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哪儿还说得嘴响？我们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吃尽辛苦，跑了几千里路，跟着政府内迁来的，我们是义民——谁说的，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总之没有错，我们是义民。地方上有什么事啊务的，还不该由我们来承担？就是说两句公众话，我们的当然也特别有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回去？”
我虽然跟他们吴氏父子一样，家乡还在沦陷中，自己是寄寓在四川，可没有想到将来回去可以享受特殊权益，像任夫先生说的。我想这个想头有些妙，一时说不下去，只见任夫先生嫌他的身材不够高似的，狠狠地挺了一挺。
两天过去，吴老先生好了，可是从此以后，太阳虽好，再没见他晒他的手提皮箱。廊沿前他种着两盆石斛，以前几乎见我一回说一回，石斛这东西滋阴，清内热，煎汤喝是最妙的饮料，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走，哪怕多花些脚力，川石斛，在下江是太名贵了，这些话，现在也不再说了。
他改变了不出门的习惯，正月初七游草堂寺，春二三月青羊宫赶花会，四月初八望江楼看放生，有什么应景的名目他都要去看看。回来就气吁吁的躺在廊下那张竹榻上，见着我或是他儿子，往往说：“成都确也不错，成都确也不错……”有时还加上说：“只是菜吃不惯，吃了足足六个年头还没有惯，样样要加些花椒面和辣子，还有葱蒜，简直是跟舌头鼻子为难。”
门前有挑着树苗卖的，随便讲价讲成了，他老先生买了两株橘树苗。他叫他儿子种在院子里，他在一旁相度，两株该距离多少远将来才可以各自发展。种停当了，他坐下来，自言自语道：“开花，总得七八年，结果，总得十来年吧。不过没关系，反正有人闻它的香味，吃它的橘子，就是了。”
从橘子谈到了四川的果子。他说除了橘子、广柑、苹果、龙眼以外，其他都不好吃，尤其是枇杷，一层厚皮包着颗核儿，单单忘了长肉。他说他们家里有两株大枇杷树，每年结上五六担，红毛白沙，个儿有核桃大，甜得胜过冰糖，冰糖没有它那股鲜味。他说现在是采枇杷的时令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朝我说：“叶先生，古人说到处为家，你看是不是有些道理？”
“人不比树木，树木生根在地里，移动不得，人当然可以到哪儿住哪儿，”我迎合着老先生的意思。
“你看，这儿四川这么多的人，打听他们的祖先，都是旁的地方来的。他们来了，住下了，一样在这儿成立了家室，长养了子孙。”
任夫先生朝我看看，同时擦掉他掌心的土。
吴老先生低下头，喃喃地念着不知道哪儿来的文句：“其俗柔靡，人轻节义……”
怀念母亲（季羡林）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保存当时真实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情，我现在不加叙述，不作描绘，只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12月6日
近几天来，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觉得二年太长；同时，在这里无论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感到不舒服，所以这二年简直似乎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来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想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求乞者（鲁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