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苏辙所著的诗文别集。《栾城集》早在宋代就早多种版本，并以有无《应诏集》和章疏有无删削为标志区分出两个系统。有《应诏集》并多书章疏三十七篇的本子，现今见到最早的是宋刻《苏文定公文集》，分《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九十六卷。现存四十六卷。其次是明清梦轩刻本《苏文定公栾城集》，四卷数同上。再次是清道光壬辰眉州三苏祠刻本，但卷数、文字与清梦轩本皆有出入。《前集》才四十八卷。中有清宛陵贡?刻本，系清梦轩本的翻刻本。
另一系统缺《应诏集》和三十篇章疏。属于此系统的现存最早的本子为宋刻递修本《苏文定公集》，今仅存十卷。另一宋刻递本《栾城集》今存二十一卷。其次是明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让栩刻本《栾城集》，今《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又有明治字本，按明嘉靖蜀刻本排印，款式相同。再次是《四部丛刊》本，实际上也是明嘉靖本之翻版。今人曾枣庄、马德富以明清梦轩本为底本，以其他各本参校，又收辑苏辙佚诗、佚词、佚文***七十四篇，名为《栾城集拾遗》，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栾城集》中。
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人，苏轼的弟弟。仁宋嘉?六年（1061），他与苏轼同举制科，一起及第。本应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但王安石当时知制诰，他认为苏辙在应制科的试卷中论述朝政对袒护宰相而攻击皇帝，不肯制诏诰命，终于未曾到职。其后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推行新法，苏辙又加以反对，所以在神宗时期，苏辙去仕途上很不得意。直到元年七年（1084）才被任命为绩溪县令。次年神宗逝世，司马光当政，废除新法，恢复旧法，苏辙也就很快得到提拔。元?元年（1086），苏辙任中书舍人，至元?七年，被任命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但到元?八年，重新推行新政，他又连遭贬谪。绍圣四年（1097），他以化州别贺的小官身分，被勒令居住于雷州，次年移居循州。至元符三年（1100），才获得思准赦免，寓居许昌，过了二十年的宁静生活，于政和二年（1112）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苏辙一生著述甚丰，特别是在两次贬官和晚年闲居期间，更加致力于著述。除了《栾城集》外，还有《诗集卷》二十一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八卷、《老子解》两卷等。苏辙比较注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重视实践如阅历对创作的作用，要求作品须有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说：“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他的文章立意允当，结构严谨，行文简洁畅达，语言朴实淡雅。他的一生写的大量政论文就具有这种特点。而且在短短的篇幅中，往往波澜起伏，委曲变化，说理透辟精警，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如他的《民政策第二》，其主旨乃欲论述宋代科举之弊，但他却首先从周泰民风之异说起，后半部分才自然入题，指责朝庭一面想“求生忠信孝悌之人”，一面却仅仅以科举取士，于是“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文章主旨至此才完全显豁。清代刘海峰说：“子由之文，其正意不肯一口道破，纡徐百折而后出之，于此篇可见。”苏辙的大量史论也往往具有这种特点，例如《唐论》一篇，用了一半以上篇幅论述一般历史现象，无只字及唐，但却处处都为后文论唐作铺垫，而论唐又实际上是在论宋，是为宋王朝开救弊的药方。落笔甚远而紧扣中心，言在彼而意在于此，具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苏辙的许多杂记、传状也富于文学色彩，语言冲雅淡泊，不事艳丽，然而形象生动，往往给人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其佳文如《黄州快哉亭记》：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序，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日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不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清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文章先从观览江山形胜着眼，然后结合历史遗迹的凭吊和怀想，就“快哉”二字抒发，气势很足，寓意也很深刻。另一篇散文《巢谷传》，首写巢谷弃文习武，已使人觉谷与众不同；次写谷与照河名将韩存宝的金石之交，韩因罪“自料必死”，托巢谷以后事，谷“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后写巢谷与苏辙兄弟的交谊。当他们青云直上时，“谷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而在他们远谪岭南时，谷却自眉州“万里步行”相访，结果死于途中。全文语言质朴，选材典型，详略得宜，只以三件事就将义士巢谷的风节和形象写得很逼真。苏辙的诗自然朴实，正类其文。
他早期作品反映现实较多，如《夜泊牛口》：“水寒又胫长，坏?不蔽股。日莫江上归，潜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以质朴的语言描写了蜀中人民的悲惨境况，表现了诗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他有些诗还对开河劳民、朝廷派劝农使督耕扰民、以及新法的一些弊端进行了讥讽。不过这类现实性较强的诗作在他的诗集中并不多，他写得较多也较有味的是一些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如仕途失意的抑郁和牢愁就经常得到表现：“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徒社稷原非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疏新种似吾郎。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次韵子瞻闻不赵商幕》）这是他在仕途上遇到第一次挫折，因在制科考试时挟击时政“忤世”，只好辞去去商州军事推官职务时作的诗，诗以婉而不迫的笔调抒发内心的怨抑和不平。
他在贬官监筠州盐酒税时写道：“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凄夜渡江。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夜深唧唧醅鸣瓮，睡起萧萧叶打窗。阮籍作官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雨中宿酒务》）首写酒务之繁忙，次写壮心消尽，再以眼前景烘托凄凉心情，最后以自我安慰作结。全诗表现得委婉蕴藉，哀而不伤。此外，苏辙一生还写了不少咏景诗、咏物诗、题画诗，也同样以清新淡雅为特色，诗中大都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
苏辙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声名，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文章胜过苏轼。苏轼自己说：“子由之文实胜仆”（《答张文潜书》），此外如刘放、秦观等也有类似说法。南宋陆游曾劝周必大“哦苏黄门诗”，作为学诗门径（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明清两代更把苏辙文列为学习典范，明朱石编《八先生文集》、唐顺之著《文编》、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清人储顿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苏辙均在先，可见对其文评价之高。
关于《栾城集》的被禁情况，简述如下：苏辙从循州遇赦北返后，由于朝廷继续推行新法，旧党在政治上仍是受排挤和打击的。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下诏焚毁苏轼、苏辙等人文集的板片，他的《栾城集》也就成了禁书。不过，《栾城集》中的《后集》、《三集》及《应诏集》在当时尚未编成，所以被禁的其实只是今天所谓的《栾城集·前集》五十卷。
苏辙文集之被禁，不仅因为他在政治上是旧党，而且因为他在文集中对新法及新党多所攻击。如写于神宗时的《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他对新法的四个主要方面——青苗、保申、免役、市易都加以否定：“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栾城集》卷三十五）写于元?初的《乞诛窜吕惠卿状》则说：“臣伏见前参加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敢行无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
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冥无所知。惠卿指レ教导，以济其恶。”（《栾城集》卷三十八）对神宗时推行新法的两大台柱王安石和吕惠卿的挟击，都极猛烈。在新光重新得势时，这一文集的处境自然不妙。而且，在元任初，他还对神宗时推行新法、官至宰相的蔡确及同族蔡京，一再施以弹劾。说蔡确“险佞刻深，以狱吏进”，“随时翻覆，略无愧耻”，要求加以罢免（《栾城集》卷三十六《乞选用执政状》及《乞罢左右仆射蔡确、纬缜状》）；说蔡京“新进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因缘幸会”，得以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而任职期间“故意扰民”，并包庇贪污犯，所以应予免职（《栾城集》卷三十六《乞罢蔡京开封府状》）。他弹劾蔡京的奏疏，前后有五道之多。及至徽宗继位，蔡京成了最受宠信的宰相，蔡确也获得了“配飨哲宗庙廷”的殊荣，因此，苏辙的文集自然非倒霉不可了。
《栾城集》和河北省栾城县的关系，历史上的三苏，发迹于四川眉山，但其祖上苏味道确是河北栾城人，《栾城集》盖有怀念故乡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