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文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伴随着改革、变法和朝代更替，产生了大量的文书史料。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在祭祖活动和政务活动中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记录来看，甲骨文书乃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书之一。尔后，在经历了从先秦到两汉留下的居延汉简，从南北朝到隋唐留下的敦煌遗书，从宋元明到清代的大内文书档案等等，无一不充分展示了我国文书事业洪纤巨细，绵直不断的悠久历史。可以说文书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产生而出现的，文化发展促进了文书事业，而文书作为服务于历代统治集团的特设机构，担负着发布政令和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租税、户籍、司法等任务外，特别是它担负各个时期的兴衰记录，其褒贬记载的史料又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国远在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代就已有文字，至殷商时期文字已逐渐成熟。文字产生后最早主要是用来记载大事、保留经验、发号施令的，也可以说是文书的萌芽。在古代社会，人们要生存，就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人们对天文、气象、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水利知识、以及岁时丰欠等，是极为关注，渴望了解的，为了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人们把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加以记录，就形成了最早的一些关于农业、水利、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记事材料。很显然，文书作为人类文明因素中最抽象、最理智的代表，它是文明因素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书记载的知识和内容，不但为人类积存了大技的信息资源和文化遗产，而且不断向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和自然，从而获得发展的丰富经验，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保存观念与积累意识。正如日本学者安藤证人所说的：“文明社会之所以称之为文明社会，就在于人们能将这些信息在其原始的信息作用完之后，作为‘人类记忆’的源泉保存起来，为新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反复发挥作用”。人类社会最初的文书史料（如甲骨文书），正是在这种怎识指导下产生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3世纪的殷代王室就有了专门的文书机构和保存文史资料的地方。到了周朝，随着国家机构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产生了较为完备的文书体制和文书史料保管机构――天府。当时朝廷法令规定，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类，以及官府州县的重要薄籍文书史料都由天府负责接收和谨藏，并被视同国家至宝，随王朝都城的迁徒而搬迁。我国道家学派的哲学始祖老子，就曾是周王朝掌管天府的守藏吏，即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文化大圣人孔子，曾亲赴周国向老子借阅文书档案，同时他还利用保藏在鲁、齐、宋、相等故国的文书史料，整理、删定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后世所称颂为“六经”的宏篇巨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考试大我
文书发展史表明，它始终处于不断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变化过程之中，也就是说：“秘书工作的变化发展，总是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文书事业的发展水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中国文化有几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汇集交流的第一次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发展最灿烂辉煌的一页。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说大多与文书典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由于社会变革，原存藏在周王朝中的文书典籍。一部分流散于诸侯国，但大部分已流散于民间，著书立说，开创学派的“士”族阶层更加积极从事文史典籍的收集、整理、编研工作。“史”拥有文史，文史促进写作，于是私人收藏、保管文书典籍的各种机构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分别设置了文书机构和禁室一类的文史馆库，收藏各类文书典籍。东周王室和鲁、楚、宋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所以文书机构完备，保存的文史典籍也最多，这从老子为周王朝守藏室之吏以及孔子广泛利用鲁、宋等国的文史典籍进而从事商、周文化的整理编研工作可以窥见一斑。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古代文书事业的发展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且也为文秘人员秉笔直书、善恶不隐的“史权”思想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其动因首先是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然而史学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史学一经兴起，就与文书有着密切关连。“中国古代历朝正史基本上取材于文书档案及其二次加工文献如起居注、实录等，历代会要及‘十通’更是取材于文书档案，有些甚至就是文书档案汇集”。由于史学与文学史料的密切关系，中国历代王朝每一次历史著作的编纂，大部头丛书、类书的汇辑，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诗文集的出版，都会导致对文书史料利用的增加，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秘机构的不断健全和发展。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二十四史”中的《晋史》、《北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都成书于唐代。这一时期修撰的本朝史书也是相当丰富的，如各皇帝的实录，以纪传体编写的《唐书》和《国史》，以编年体撰写的《唐历》与《唐春秋》等。为从事历史著作的纂修，唐朝的文秘人员在诏书、诏令的起草和文书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研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据史料记载，为了切实作好文秘工作，唐王朝对文书工作做了若干法律规定，明令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必须将制定政策、机构设置、社会经济、治安司法、藩国朝贡、天文历法、自然灾害等文书材料摘要上送中央存档。与此同时，朝廷还设置了“掌固”、“典书”等文书职官，专门负责文书史料的整理、编次和抄录。从而使唐代的文书工作成就达到了极盛。文书工作的发展既是当时文秘人员敬业勤奋的成果，也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密切相联的。
历代王朝都利用文书典籍进行广泛的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早在周代，官学兴起，收藏大量文书典籍的秘书机构太史寮，即为当时的学府。统治阶级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文书典籍，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使他们从中学习文化知识和治国统治经验，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代表了我国早期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西汉高祖刘邦为收藏秦代的文书典籍，下令修建“石渠阁”；东汉时期又专门设立了收藏保管中央现行文书资料的“东观”，这些均是群儒议定五经、校勘书籍和从事著述的处所。唐代的秘书省既是皇家集中收藏中央文书典籍的史学家孔颖达、欧阳询、李淳风、刘知几等常出入其中。明清时期的大本堂、后湖黄册库、古今通集库、皇史宬、内阁大库都是举世瞩目的王朝文书机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为世人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记，则具载百余年诏令陈奏事宜”，在这里，清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编修和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则例》、《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大清统一志》等大书，而且还编纂了其它各种书籍300余种。这些书籍的编纂，大部分是以文书典籍为直接素材，特别是《方略》的纂修，完全是以某一军事行动始末所形成的文书材料为依据。乾隆一朝所修辑的方略书就达十一种之多。清朝大量我和出版史学著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方面反映了朝廷对史学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皇家文书之丰富与研究水平之高。
在我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文书典籍流散民间及寺观并被收藏，则成为社会文化产品积累、保藏、整理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系统。同官方一样，他们既收藏典籍，又从事整理、著述、出版事业，担负着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及文书典籍的保管几种责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仅以寺观中收藏的文书典籍为例，佛藏中那些天文、数学、建筑、雕塑、绘画和医药等翻译作品的传人，促进了中国与外界的学术交流。在语言文学方面，佛教中的声明学及其华严字母，对中国声韵学的产生发挥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正是佛学传播中的“转读”、“焚呗”，使得佶屈聱牙的佛经转化为朗朗上口的中国通俗唱本。对此，甚至连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和梁漱溟等仍精心研习，至于道观中道教文书收藏，其中又在医学、化学、药物和地理等方面丰富了我国的精神宝库。正是在寺观文书收藏的基础上，中国博大精深的佛道思想，还对邻近的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以及欧美等国有相当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古代文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灿烂辉煌的古代文书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而且通过文书典籍,文史书刊及其网络、媒体等的传播和利用，实现了文书的交流、继承和创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