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33年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历任福建永安《现代文学》月刊主编，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
王西彦，原名正莹，又名思善，小名余庆，浙江义乌青塘下村人。
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
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描写一个农妇被逼出卖肉体的惨景。同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浙东农村生活为题材。
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
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
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
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
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后，参加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
1955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长篇小说《春回地暖》以较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
1986年加入中国***产党。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1999年9月24日，王西彦逝世。
王西彦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残梦》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文学道路上整整跋涉了68个年头，创作了100多个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10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选编成《王西彦选集》一套5卷。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彦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守伦是一位农村私塾教师。三个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给别人当童养媳，他和哥哥幸运地进了学堂。6岁，随哥哥上国民小学。学校设在一个名叫“西竺庵”的庙宇里，小小的西彦每天都和佛像作伴。有一次，哥哥从父亲的小书柜里拿出有插图的《三国演义》和《封神榜》，王西彦也跟着废寝忘食地读起这些神奇的故事。课余时间，他常常听堂叔讲“赤壁之战”等故事，使他对关老爷和周仓的神像感到非常亲切，于是吐口水到毛笔上，从关帝爷身上蘸来颜料在纸上画起这些人物的形象来，还想长大后当一名画师。由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里还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美称。
不久，王西彦母亲病逝，王西彦因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又不满国民小学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县城上学，父亲就把年仅12岁的他送到义乌最早的官办学校绣湖小学读书。到了县城，就像“一条田涧里的小泥鳅一下子闯入小溪”。走出农村步入县城的他，十分珍惜这个美好的时机，刻苦学习，两年后考进刚刚起办的县立初中，开始阅读鲁迅的《呐喊》、《仿惶》等作品，这使他看到了“三国”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1年，王西彦在南京《橄榄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残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杭州读书的三年，王西彦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开始透过文学表面的东西，思考隐蔽在文学深层的真正内涵。“既然接受了火种，就得用来发光发热”，毕业前夕，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写成，宣告了他对生活与艺术的探求的开始。
1933年暑假，王西彦放弃回义乌当首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机会，只身到北平，住进和平门外佘家胡同8号的浙江会馆不收房租的小房子里。不料刚住进去，帮他的那位同学就被国民党宪兵给抓走了。王西彦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生活陷入困境。但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奇迹般地得到了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仁先生的帮助，进入该校读书，使他得以住在浙江会馆那间小房子里提笔学习创作。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更加激发了王西彦投身文学的浓厚兴趣，开始是由于生活的迫使，其后是追求人生的一种方式，王西彦先后在《作家》、《国闻周报》等进步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实现了自己当作家的梦想。由于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在一次内该刊编辑肖乾宴请青年作者的宴会上认识了沈从文先生，并随后到沈府拜访，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款待。在写作上，受到了沈从文很多教益。 1949年，王西彦在湖南长沙迎来了祖国的解放，随即被聘为湖南大学教授。1950年3月，被选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6月，被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后以土改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湘东平江老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写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后农村动态的报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彦两次跨过鸭绿江到朝鲜战地访问。从朝鲜战场回北京后，由张天翼、沙汀介绍，参加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4月，调任专业作家。
从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彦虽然奔波不定，但在创作上却是—个辉煌时期。从反映家乡亲人的凄苦到战地实况的描写，继而转向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王西彦的作品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963年6月，长篇小说《春回地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逐日广播两个多月。接着，上海和长春两家电影制片厂要求把它改编为电影剧本，但由于极“左”势力的阻挠，未能实现。这期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二部，并整理材料，准备第三部的创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发表长篇论文，把王西彦和邵荃麟一起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大加挞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彦、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作为“罪行”最严重的“牛鬼蛇神”关进不超过5平方米的煤气灶间。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应。巴金对别人称他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们说他是“精神贵族”批判他“要求创作自由”时是真心“认罪服罪”。巴金当时认为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应当服从监督组的规定。而王西彦则不同，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顶，因而比别人吃的苦头更多。“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王西彦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为走得多了，竟数出了步数，两家相距2300步。 1977年到1990年，王西彦以参加社会活动和整理三四十年代作品为主。自1977年开始，他和巴金的交往更为频繁，关系更加密切。12月间，他与巴金、钟望阳、柯灵、茹志鹃、孙罗荪、草婴等人一起参加了《人民日报》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次年年初，和柯灵、孔罗荪、张乐平在巴金家作客，并由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片。参加接待了法国、西德等国的新闻代表团，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会见玻璃维亚作家，与比利时、日本、委内瑞拉、美国、英国、印度、瑞典等国的教授学者及官方人员建立了友好关系。其间创作了著名散文《炼狱中的圣火》，追记了“文革”中和他朝夕相处、长期***患难的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1984年，71岁的王西彦被选为上海作协副主席。1986年10月，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访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学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的发言。
1988年9月，王西彦应邀偕夫人周雯回家乡参加了“撤县建市庆祝大会”，会后回到阔别多年的青塘下老家。还参加了家乡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家乡的作者：“从事写作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这是艺术良心，评判什么事，标准只有一条，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政策是如此，对文艺作品也是如此，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王西彦对文化界发生的畸形裂变特别忧虑。在一次与好友巴金的对话中，王西彦说：“文学曾经是政治的附庸，现在又要演化成商业的附庸了。”“文学、艺术不应该成为附庸。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巴金回应说。
“我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抱悲观态度。”王西彦直言他对文坛现状的批评。“我倒不悲观。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有生命的。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好作品。”巴金从更高的历史阶段上俯视，情绪似不像一些文章描写的那么忧郁。“目前这种状况，文学、艺术在受金钱的引导，出版也是，如此发展下去，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感到悲观。”“你对文化也感到悲观？”“对，我也悲观。”在老朋友面前，王西彦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它的发展有快有慢，有时也会歇一歇，说不定……是个……酝酿期。”两位作家，他们的观点或悲观或不悲观，其根本都是出于对文坛现状、对中国文化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 1993年5月，王西彦最后一次回义乌。80岁高龄的他参观了小商品市场和母校义乌中学，他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起了在加拿大温哥华访问时回答一位英国女诗人的提问：“你认为作家和诗人的根在哪里?”“在他的家乡，在他对家乡、祖国和人民的爱。”王西彦生在义乌，对义乌的文学事业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每次回家乡，他都和家乡的文学青年座谈。义乌文联办的《枣林》文学报，他是每期必看。他还热心地为家乡业余作者题写书名，为编《义乌文化志》写作，与义乌文学青年通信。
作为一个以“乡土作家”著称的作家，王西彦的创作最初“以家乡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展示了“悲凉乡土”的实际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乡的人情世态。后来，接触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描写知识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多的题材，也成了他最受评论界重视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