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这一篇：
艳遇
要结识一位漂亮姑娘，按书上介绍的，有许多种方法。
比如去图书馆。
馆里照例很冷清。书香味混杂着电加热器的暖烘烘的味道传来。你正在第一排书架上百无聊赖地翻看一本漫画，朱德庸的。这时候你在余光中瞥见了一位打扮入时又端庄大方的姑娘。她刚走进门口，就眼睛一亮。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发现了借阅处桌上的一本书，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她抓过书，急切地翻阅了几页。接着，书捧在怀里，她开始转身搜索工作人员。你迟疑了一下，走了过来。自然地，她露出了微笑。你也微笑了。“要看《千年一叹》？”“是呀。”说着她放下书，低头拉开坤包上的拉链，看样子是找借阅证。很快那只纤细又不失肉感的小手就把借阅证拈了出来。这是一张粉红色的过塑的借阅证。学生专用的。然后她等着你的进一步行动。你却讪讪地说，“我不是馆员。我也是来借书的。”她一愣，又有些怀疑地四处打量。你便掏出你的借阅证。这是一张银灰色的过塑的借阅证。市民专用的。“那，馆员呢？”“听旁边报纸阅览室的人说，家里有什么事，一时半会还来不了。”立刻，她露出了焦急的神色。“那怎么办呢？多跑一趟无所谓，书要又被别人借去了呢？上次来问，就说只有一本，被借走了。”“哦，呵呵，就是我借走了。”她这才认真地看了你一眼。你有些兴奋，有些不自在。你灵机一动。“这样吧，我帮你办。”“你会操作那台电脑？”“不，不是那个意思。电脑有密码保护的。我是说我们把书互相交换。我也没事，就在这里等，等馆员回来，说一声就行了。”“哦，对对。那谢谢你了。”她去包里拿出她要还的书。拿出来时她还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看见了书名，《中国女性的情感和性》，李银河著。你说：“正好我也想看这本书。”她也不搭理你，交换了书，转身欲走。你忙喊住她，“哎，等等。”你说你要抄下她的借阅证号，才好办手续。“哦。我真糊涂。”于是那张粉红色的借阅证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仔细地抄下了借阅证号。看到她的名字，你不禁失笑。“潘婷，呵呵。”“人家本来就叫这个嘛。又不是出了洗发精才改的。”其实你联想到的不是洗发精，而是PANTIE，女内裤。她也不甘心地看了桌上你那张银灰色的，“呵呵，你叫王志文？”在嘻笑中，你还一本正经地问了她的联系电话，说如果办手续有什么麻烦，可以随时联络。
潘婷和王志文的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虚构后面的发展恐怕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说实话，我是在很多年以前，读到一位前辈写的在图书馆搞对象的故事，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我复述时只好把背景搬到了二十一世纪。
类似的通过巧遇加上一点心机认识美女的故事很多，当时年轻的我读来也是津津有味。不过后来一概都忘了。大约是它们过于戏剧化和做作，在真实生活中无法模仿。
大学毕业后，我跳了一次槽，工作安定下来，开始物色女友。这时候，我注意到了住在同一栋单身楼的一个姑娘。
她走起路来真叫好看。与竞走运动员有一点相似，只是没有运动员的那种凌厉和蛮劲，而保留了那种朝气和韵律。就象脚底下有弹簧？不过这样说也不妥当，给人轻浮的印象。总之，是不那么张扬的风中扬柳，不那么幼稚的轻盈亮丽。她肩膀平平宽宽的，腰直直细细的，手臂甩得很带劲，头端正不动，而运动发的发端却在随步伐摆动。我就那么注视着她，百看不厌。
我在几次下午上班时发现了她。我慢慢归纳出了她的班次。她是上一天班休息三天。我猜想她是厂电话班的。好象听谁说起过，电话班的女孩工作比较清闲，值一天班就可以休息三天。
这期间厂里办了一个新职工培训班，象我这样调入或分来的大中专生被集中起来进行英语培训。在班上认识了小杨小李小王几个女生。她们都二十左右，学生腔十足，实际上她们是省城某中专的应届毕业生。她们的寝室就在那个女孩的隔壁。
一天傍晚，我把一封从小杨母校来的信带给她。小杨就让我吃她老家的麻糖之类特产。我客气了一回，还是吃了。她们寝室里正好有个青年女工在那里玩。我乘机向她打听隔壁寝室的情况。她说那个胖胖黑黑的叫张小梅，那个白白瘦瘦，走路一阵风似的，是电话班的何艳。她们那一批都是两年前技校毕业分过来的。
我心中暗喜，但也不动声色。为了避免露出什么痕迹，我又转身跟小杨扯到了她的盛产麻糖的故乡。
过了几天，下午下了班，见何艳正在水池那头洗衣服和胶鞋。我回到寝室，换下外衣，梳了一下头，端起脸盆，也去水池边。一到那里就傻了眼，几个洗衣洗菜的占据了她旁边的水笼头。我到水池这一头，闷闷地洗着衣服。过一会儿她旁边那个洗菜的走了，但我也不好意思再凑过去。
吃完晚饭，天快黑时，我去坡下的澡堂洗澡。看到前面那个身影，正是何艳。我一阵慌乱，心跳骤然加快，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加快了脚步。她也带着脸盆毛巾等物，往坡下走。我看见她穿着拖鞋，心里略安，总是追得上的。
我离她只有两步之遥了。我感到我们中间象有一个无形的弹簧，随着我的逼近，巨大的压力就压向胸腹部。我忍受着，东张西望地转移注意力。心里在想，这就是所谓的激动吧。
几乎快要挨到她了，我鼓起勇气喊了一声：“小何。”她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将头转了过来。
我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并肩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我们应该算老乡，都生长于一百公里外的长江中游的那座城市，父母和亲人也都在那里。到了澡堂门口，她拍了拍乱跑挡道的一个小孩子的肩，“真调皮。”然后递过两角钱给女澡堂的管理员，“五分钱算到下次吧。”就进去了。我则到男澡堂这边，掏出一元五角，买了十张票。
随后两天没有见到何艳。我们的英语培训班进行了一次测验，我是第一名。几个女生嘻皮笑脸地缠着我问问题，半真半假地让我在以后的测验中给她们提供方便。不知她们从哪里听说，英语考试的成绩与将来分配的工作岗位有关。我见第一排还有个空位，就换到那里去坐了。同桌就是那天给我吃麻糖的小杨，文静秀气，戴一副金边眼镜，象位女学究。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看到何艳。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这期间厂里有一次盛大的文艺演出，是为了纪念二十周年厂庆。领略了比较高层次的歌舞表演。看得我是目不转睛，喉咙冒烟。我感到有一种欲望，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对美的渴求”吧，烧得你坐立不安，可你不知道怎样满足。你也许想变成气体，变成液体，消失你自己，把自己和美熔为一体。可这又不可能。也许你会努力追求，占有，可你还是会发现：“我的热情被你耗尽，可你依然是你。”
下了大雪，滴水成冰。小杨手上有伤，是踩着冰摔了一跤。她可怜巴巴地对我们说：“这下子我相信有人摔一跤就摔死了。”老师表扬了她，说每次来教室都干干净净，以为我们是轮流值日，后来才注意到其实一直是杨玲一个人在打扫。小杨红着脸低下头去。
这天我又看到了何艳。我估计前几天她可能是回父母那里了。晚上我去敲她的门。没有人。大概是上班去了。
雨雪交加，风如刀割。我的四肢被冻得冰凉，头脑里却烧着火。我顶着风雪疾走，忽头上蓝光一闪，随后却是一片寂静。我吃了一惊：这是要地震，还是我精神错乱了？
我在电话班所在的厂生产调度楼门口转来转去。走近一些，又退后一些。好象听到了她的声音，却不知道在哪一间房。她既然在说话，那房里就不只一个人。就算推门进去正看见她，我该说什么呢？说有事找你，出来谈谈？还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走到这里，顺便参观一下？这么恶劣的天气，脸冻得通红，牙齿在打颤。这是顺便参观吗？
想到那些给自己打气的方法，比如把人生看成一场戏，把际遇因缘看成一场梦，把他人看成心造的幻影或者小生物。自己这么一个唯一真实伟大的生灵，来扮演一次，来屈尊一次，有什么可怕的？
可你就是骗不了你自己。你发现你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你不想脸红，偏要脸红；不想结巴，偏要结巴；想神色自若潇洒大方，偏要窘态十足欲盖弥彰。
我在楼口进进出出。冰地上是我茫然无绪的脚印。十米外有一只无家的狗，呆呆地看我，也不怕冷，喝着那滩冰水。
我只好往回走。路上见哆哆嗦嗦去上夜班的工人。这种天气连车也骑不成。他们也一样和我在冰天风地里煎熬。
回到寝室里，日光灯不时一闪，象要停电。我站在窗前，听外面鬼哭狼嚎的风声。日光灯又一暗，外面是一道黄绿色的光闪了一下。以为电停了，没想到一秒钟后又亮了。我觉得很恐怖，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人间。一切都是非理性的。我忽然明白，最大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
又过了一天，天晴了。我坐在门口，前面是耀眼温暖的太阳，下面是冰。冰冻有一厘米厚。一些零星的小冰块停在窗台上，奇形怪状的。在一块大一点的冰砖上，我刻下她的名字。从某个角度看，笔划亮晶晶的，但慢慢就模糊了。
下午我注意到何艳一个人在寝室。我就去敲门。才敲两下门就开了。“进来吧。有事吗？”我支吾着，语无伦次。她却很大方地招呼我坐，告诉我桌上有报纸。又说很报歉，午睡才起床，被子都没有叠。我忙说没关系的。
她转过身，继续切萝卜，说是晚上上班带去当宵夜的。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多小时。彼此问长问短。这期间她一直侧面站着，有时也正面相对。我一直坐着，翘着二郎腿，双手箍在膝盖处。
我们聊了关于家庭，学习，工作等方面的事情。她提到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她父亲在她们不到六岁时就把她们送进学校。当时学校对年龄管得比较严格。父亲对她们说：“要是老师赶你们走，你们就大声地哭，赖在那里不走。”她复述这话时，还翘了一下嘴唇，那种小儿女神态真让人心动。
我说注意到她总是独来独往。她说是呀，我喜欢清静。隔壁左右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没事的时候我就呆在屋里看看书听听歌曲磁带什么的。
我试探地问她，有了男朋友吧。她踌躇了一下，说她想调到一百公里外的父母身边。不知这意味着是有男朋友在那边，还是调回去再找。
她拿了英语的自修大专文凭，还说想跟我们一起听课。我说“好呀”，鼓励她去听，她又说好象不太合适。
我回到自己的寝室，心情很舒畅。又有些兴奋。回头望去，我注意到何艳门口晾着一双棕红色的胶鞋，如一对可爱的松鼠。我开始设想，把一封信放在胶鞋里，她会有什么反应？我甚至想到了这封信的一个很好的开头：“我知道你去意彷徨。”可后面怎么继续下去呢？
这时培训班的杨玲戴着随身听的耳机，怯生生地过来问我几个英语方面的问题。课上她学得很认真，但由于从小在农村长大，基础很差，所以感觉很吃力。我耐心地指导了她。她说希望以后我能对她多指点指点。我说没问题。她高兴地去了。
星期天我去买了一双新鞋子。倍加珍惜地走路。我去了电话班。在总机室外敲门。何艳打开门，见是我，略有些吃惊。
她再三让我坐，说可以看看桌上的报纸。我则说想参观一下，就到程控机房看了看。
我转出来正想跟她聊聊，一个电话打进来，是内线，她说：“这样吧，你打到333，我跟你解释。”说罢就挂了，起身去机房接听。
这个过程很长。其间几次她过来接转这边的外线电话，然后又去机房接着说。她还对我说了一两句，什么某师傅每天这个时候都要过来玩玩的，不知今天怎么没有来。还说其实按规章制度，是不允许上班时串门的。
那边的电话打完了。她回来一言不发地记帐。给刚才那个长途记了四分钟。
这时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推门进来。看着我说：“稀客。”我就问他哪个单位。他说是本厂。“具体呢？”“厂办”。她让他坐，他说：“对我也这么客气？”
后来听到他对她说：“你给你妈写封信。不写的话我写。”就此发生了一些争执。他们都去了门口，小声嘀咕。何艳还不时地回头看一下指示板，黄灯闪表示有外线进来。
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往门外走。又折回，一句话不说。不久就听见他说：“他不走我也不走。”我无法确定他在说谁。他们两人都默默无语地相对而立，在小隔间外的玻璃门后。
我注意到我刚来时，她显得比较恬静，因暖气的缘故，脸红扑扑的，很好看。后来一急躁，变显得破坏了原有的和谐的美。
我好久没有看报纸了。我仔细地翻阅了她刚才拿过来的一叠报刊，有本地的日报，健康文摘，工人日报，中国建材等。
看完了报纸，我站着身，“你们这里报纸真不少。知道了好多新闻。”她说：“是吗？”我说：“不打扰了。我该走了。”他说“不再坐会儿？”“不了。”
到了外面。月亮很亮，尽管才是新月。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禁含着辛酸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一时兴之所至，我爬到了附近的矿山顶上。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海拔。整个市区尽收眼底，只可惜被灰雾所笼罩。忽然想到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恩格斯二十岁时因失恋而登阿尔卑斯山。
在某岩层上有一台废弃的破碎机。旁边堆着尚未破碎完的石块。机器大体完整，只是锈得一塌糊涂。我想考证出机器的年代，未能如愿。整个现场让人有遗址的感觉。
玩得很尽兴。晚上去洗澡。出来时见到何艳和厂办秘书如树缠藤般地从广场走过。
杨玲又到寝室来问英语问题。她还提到她的家庭。他们住在北方一座大城市里。父亲是警察学校副校长，母亲是商场的柜台组长。她上高中时才到他们身边。他们对有知识的青年特别欣赏。她还有个读小学的妹妹。
休息日我带着刚发的工资上了街。买了一件羽绒衣和一条西裤。晚上是我们单位的包场舞会，庆祝新线的开工。舞厅里很多人，有的大人还带着小孩子来受熏陶。烟雾呛人。有的人竟还穿着工作服。不过，如果我不是上午上街买了衣服，恐怕也会穿工作服。
人们开始跳起来。一对对轻盈和谐。我眼巴巴地欣赏着。转眼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人们一曲曲地尽情陶醉。党委书记搂着团支书。宣传部的人跟踪摄影。这时我才明白，进来时看到的白光一闪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们科四十多岁的王科长也上台一展歌喉。
这时我坐到了杨玲身边。她看到了我，有些惊喜。“是你呀！”“是呀。”我凑近她耳边说。
我们随便扯了一些闲话，又一起走了几只曲子。尽管我踩不到节拍，她也没有显出嫌弃之意。
后来我们没有能坐在一块儿。快散场时，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去，我还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她也和旁边的人一起起身。走到我前面时，她迟疑了一下，又坐了下来，坐在我前面的沙发上。我说：“今天的气氛还不错。”她说：“比不上电厂。我姨妈他们在电厂，我去玩过。”
舞厅里的人所剩无几了。我们这才起身走出舞厅，走下楼梯。我有意走得慢些，与前面的同事们拉开距离。心跳加快了，我细细地品味话语堵在喉咙的感觉。差不多是时候了，我必须把这句话说出来。这是我今晚唯一的目的。
“杨玲。”“哦？”“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吧。”
“May I be your friend?”
“哎呀，你知道我听力不行的。”
“May, I , be , your ,friend?”
“FRIEND，FRIEND是什么呀？”她的神态不象是装傻，而且显得比我还紧张。我忍住了泛起来的无聊感觉，沉默了一会儿，口齿清楚地告诉她：“朋友。”
“哦。”她又不说话了。
走了五步，她才说：“同事嘛，当然都是朋友的。”
这是一个很标准也很乏味的回答。我再没有说什么，只是沉湎在自己的思绪里。我那句有些可笑的问话，也许会让我铭刻在心，永生难忘。也许就象它看上去的那样，轻飘飘地，已经被温柔的晚风吹散。
这篇回忆性质的文章写到这里，感觉无法写下去了。于是我上网消遣。在打开了网上的一个很著名的搜索引擎后，我以“何艳”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有许多项结果，其中一项让我眼睛一亮。这是某区旅游局，网站联系人是何艳。当初隐约听到她要调到这个局去。我就往上面留的电子信箱里发了一封EMAIL，只有一句话：“你是当年在XX厂电话班工作的何艳吗？”
何艳是何时调离的我不太清楚。估计是在我和杨玲热恋期间。因为和杨玲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我去了外地培训，那时候程控电话还没有普及，杨玲给我打电话时还告诉我，是找厂电话班的何艳帮忙，打电话可以不交钱。而我的一年培训结束后，回到厂里，就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了。好象当时惆怅过一阵子，可是正在和杨玲热火朝天地恋爱，后来又结婚生子，也就丢开了。
谈恋爱是人们常说的系统工程。这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大脑不够用。许多种情绪许多个问题，让人应接不暇。
的确，我和杨玲是通过英语学习认识的，但基本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她还是纠缠于英语学习，就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好象是把爱情用来做为交易，交换一位英语家教。同时也把我置于嘴里总念叨着“要想学得会，就跟师傅睡”之类粗俗下流的人物的境地。
我还记得那样一幕，晚上我们嫌寝室里人来人往过于嘈杂，便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里背单词。忽然停了电。正好我抽屉里有两根蜡烛，是我以前在办公室独自看书时为应付频繁停电而置下的。
我们点亮了它们。烛光下她的面庞别有韵味。环境也是分外的悠静。这是一幢七十年代建的老办公大楼，苏式风格。前后左右被密密的树林和花圃包围。整座大楼除了我们空无一人。门窗紧闭。只是在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有我们两个青年男女，围绕着美丽安详的烛光。
我开始心不在焉了，手也不规矩起来，先放在她的椅子背上，然后一点点搭上了她。她似乎没有察觉，或装做没有察觉，仍然在大声地朗读背诵，还不时地问我一些问题。我的浅层意识在倾听她的发音并给以指导，深层的意识却在试探着缩小我们物理和心理上的距离。我的手碰到了她的发梢，肩膀，手，膝盖。她没有退缩，只是掠过一阵局促。一阵阵的冲动在我体内拍打冲刷。
我凑近她纠正她的发音。我们离得如此之近，简直是口对口了。我鼓足勇气，干脆利落地把自己的嘴唇封上了她还在念着外语单词的嘴唇。
其实我本不想这样的，因为那几天天气干燥，我的嘴唇干裂了。但是到了这一步，做下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稍稍摆了一下脸，还是让我吻上了。当时她的眉眼之间有很异样的表情。鼻息也急促起来。
吻完了，她一言不发，皱着眉，撅着嘴，象要哭似的。
我感叹到：“初吻是会让人记一辈子的。”
她说：“你还是继续考我单词吧。”
我就让她用英语把周围的一切说出来。她说了桌子椅子房子牛奶蜡烛等等。我说最关键的一项你漏了，affection，情感。
说罢我又想吻她。她挡开了。她说：“我是有男朋友的。”
我心头涌起一阵不快。我知道她指的是她母校的一位男老师。当初我没有认识杨玲时，还曾经传递过他给她写的信。后来她向我解释过，是快毕业时那个男老师追她。但她犹豫一阵子后委婉拒绝了。最近他也再没有来信了。但她今天居然又这么说。我追问她：“你是不是欠他什么？”她说：“什么也不欠。他给我买的东西我都退给他了。可我还是忘不了他。他对我很好。”
我也故意刺激她：“前天我们碰到王科长，他说到时候要喝我们的喜酒，你也笑嘻嘻地默许了。现在又说我不是你的男朋友了？搞了半天，原来是利用我来辅导你英语啊。”
她也反唇相讥：“利用你又怎么样？你又是什么正人君子？名义是辅导英语，还不是借机玩弄女性？”
我气急败坏又无话可说。就象被人泼了一盆脏水，很想声称自己本来冰清玉洁却做声不得。
“好了好了。别生气。其实说心里话，你们两个都不错。要是能同时有两个男朋友该多好呀。”
“哼，做你的美梦吧。”我冷言冷语。
“你不是说要送一件圣诞礼物给我吗？”她又想到了这件事。
“其实我原来是把我的初吻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的。没有想到你根本不在乎。”
“谁说我不在乎啦？不过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更喜欢呀。你那天不是说要送我一本很好看的书吗？”
我怏怏地打开我办公桌的最边上一个抽屉，取出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和一大袋奶粉。书是英文版的《GONE WITH THE WIND》（《飘》）。我上个月托我在国外留学的同学寄来的。
她很高兴地接受了它们。她还说相信有一天她能流畅地阅读这本英文书。告辞的时候，她还叮嘱我吃点维生素，对嘴唇的干裂有疗效。
写到这里我起身去书架边，在角落里找到了这本书。封面已经旧了，里面的书页还崭新如初。在扉页的原书题辞“to J.R.M”下面，是我的试图工整洒脱却仍显稚嫩呆板的中文字迹，已经有些褪色：
“给我的玲：
等北斗把盛满了的东西倒出来，我就乘机放进去我的故事，在那里等你的眼神。我希望，我也能读你，仔细读你。”
我现在还模糊地记得，这一段话是从一本《港台散文选》中抄录下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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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不知
--发布时间：2004-1-14 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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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杨玲在我们接吻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会爱一个比你大两岁的姑娘吗？”我真觉得莫名其妙。现有一个小两岁的在谈着，怎么又去爱一个大两岁的？再追问时她又强做笑脸，“随便问的，开玩笑的。”
回寝室后我警觉起来。心情变得沉重。我想起一次借她的指甲刀，发现上面的生肖图案与她的年龄不对，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一想，正是大我两岁的生肖呀。可我就是无法从外表上分辨一个姑娘是二十岁还是二十四岁。怎么会这样？她到底有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抹去的四年时间她在干什么？又想到她父母的年龄。她父母怎么不到二十岁就生了她？想来想去不得而知。心里象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在床上翻来覆去，深夜两点钟时，我觉得我想通了：无论她有过什么样的坎坷，不幸，挫折，伤心往事，不堪回首的记忆，我的情感依旧，甚至更强，更坚定，更不屈不挠，更体贴，更关怀。想通以后，我才安然入睡。
第二天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我和本厂其他几十名代表被通知参加市里的一个选举大会。会场庄严肃穆，气氛热烈。但我只是安静地坐着，沉静在自己的思维中。我想起以前许多一笑置之的说法，例如缘份，例如生命的另一半，例如爱情使人成熟，例如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例如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人为的喧嚣欢快中，我独自向隅潸然泪下。
后来当我有机会向她讲述我心灵的挣扎和思想的历程时，她却不屑地笑了，“你把我想象成什么了？我有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说我是什么蒙尘的宝玉？好象说我不清白似的。你真是小说看多了。”
直到后来，我们已经多次在床上进行那种恋人之间的擦边球游戏，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她才在我的追问下陆续解开了她的年龄和家庭之谜。一旦弄清楚了，也就索然无味，甚至我都没有兴趣把它再写下来。说到底，是在一个不公正比较严重的社会里，一个农民家庭为了孩子有个学上，有个饭碗，利用城里亲戚的关系上下打点，终于获得有限成功的故事。确实存在欺骗作假，但也谈不上大奸大恶，算不上可歌可泣。
在耐心等待几天后，我收到了何艳回复的EMAIL。上面也只有一句话：“GONEWITHRAIN，你又是谁呢？”（GONEWITHRAIN是我电子邮箱的用户名。）
我很高兴，掺杂了一些激动，也有一点果然不出所料的得意。这样，和何艳不通音信近十年后，我们又通过EMAIL开始了频繁的交流。
五一长假，杨玲要加班，我带孩子去看望故乡的父母亲。他们在帮我的妹妹、妹夫带孩子。这也是何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第二天，我打了何艳的手机，并问她可不可以见她。她爽快地同意了。我们约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的城市广场见面。
我跟孩子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让他就呆在家里，跟他的表弟一块玩。他点了点头。我迅速地离开，不忍心看他那落落寡欢的眼神。
杨玲确实是在加班。但是如果要一块来也不是什么难事，换个班就行了。但她自从因为种种家庭琐事和我家里人吵翻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了。
是的，在家庭生活中我获得了宝贵的安定和舒适，但这绝不是没有代价的。甚至我觉得我在婚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以前的我一定会嗤之以鼻的一个人。以下是我的一段笔记：
“《悲惨世界》观后感。
“制造无边黑暗的是人心，制造无限光明的也是人心。今夜当我看《悲惨世界》的VCD时，心灵随之波动。知道了有许多作品是模仿它的。所谓煽情一类吧。又名浪漫主义。
“心灵尚未平静，看看钟，已到了该喊她起床上夜班的时候。我喊了她，她半梦半醒的，发出呓语："什么事呀！"过了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想起了要上班的事。知道时间还充裕后，并不是很急促地起身穿衣服。我无聊地站着，看着她那瘦小的半睡半醒的身躯。在微光中只有一个轮廓。没有开大灯，怕影响熟睡中的孩子。忽然想到：这难道不也是一个悲惨世界吗。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上过夜班，你一定会觉得无法忍受。但如果你无法逃避，你也就只好忍受，并且也就这么一直忍受着。但这仍然还是一种痛苦，不会稀释，不会异化，也不会升华。
“我们几个小时前才发生了柴米夫妻常有的争吵，彼此都用了很恶毒的字眼，心里充满了很恶毒的想象。但此刻，这个瘦小的身躯，这个忙里忙外却不得一夕安寝的身躯，这个在微光中、在严冬里穿裹着工作服棉袄的身躯，却让人如此的怜爱难舍。”
对，就是忍耐，就是妥协，就是相濡以沫，就是互相伤害又互相抚慰。我们过着在外人和自己看来都淡然无味的家庭生活。
到了城市广场，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先去商厦转一转，准备给何艳买点礼物。人很多，毛毛雨也停了，温度上升得很快。早上我穿了一件毛衣，现在觉得实在受不了了。但脱了毛衣，里面只有一件秋衣，而且还汗湿了，这个样子怎么好见她呢？我急中生智，迅速去衬衣柜台买了一件五折的中国名牌衬衣。买了之后，又急忙走进男洗手间，把装衬衣的精美纸盒丢进垃圾桶，大塑料袋用来装脱下的毛衣，然后把衬衣上的十几根大头针一一拈除，背面垫的纸板和领内的塑料硬衬也扔进垃圾箱，然后把这件崭新的名牌衬衣穿在我汗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