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作者: 余秋雨
一
本文的标题，取自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一诗中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看来崔颢是在黄昏时分登上黄鹤楼的，孤零零一个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谁遗弃？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古人飘然远去不再回来，空留白云千载；在空间上，眼下虽有晴川沙洲、茂树芳草，而我的家乡在哪里呢？
崔颢的家乡在河南开封，离黄鹤楼有点远又不太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发问呢？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么？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据说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了崔颢题在楼壁上的这首诗很为赞赏，认为既然有了这样的诗，自己也就用不着写了。我觉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这首诗，一定不在于其他方面，而在于这种站在高处自问家乡何在的迷茫心态。因为在这一点上，李白深有***鸣。
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会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一背几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乡者。但李白的家乡在哪里呢？没有认真去想过。“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没书看的那几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赶快找来看，郭沫若对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对李白籍贯和出生地的详尽考证，却使我惆怅万分。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叶是在苏联的一个地方，书籍出版时中苏关系正紧张着，因此显得更遥远、更隔膜，几乎是在另一个世界。李白看罢明月低下头去思念的竟是那个地方吗？
奇怪的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总也不回故乡。是忙吗？不是，他一生都在旅行，也没有承担多少推卸不了的要务，回乡并不太难，但他却老是找陌生的路去跋涉。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直通故乡，一条路伸向异乡，李白或许会犹豫片刻，但狠狠心还是走了第二条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李白一生要努力使自己处于“置身异乡”的体验之中，因此成了一个不停步的流浪者，我看说得很有道理。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想，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你看，只有彻底醉倒他才会丢掉异乡感，而表面上，他已四海为家。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自己的出场。老人曾以自己艰辛瑰丽的远行记述震动中国文坛，而在镜头上他已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身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生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不久前读到冰心老人的一篇短小散文，题目就叫《我的家在哪里》。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作家最早也是以一个远行者的形象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她周游世界，曾在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居住，最后在北京定居，可真正称得上一个“不知何处是他乡”的放达之人了。但是，老人这些年来在梦中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回家的情节，回哪里的家呢？照理，一个女性在自己成了家庭主妇、有了完整的家庭意识后的家才是真正的家，冰心老人在梦中完全应该回到成年后安家的任何一个门庭，不管它在哪座城市；然而奇怪的是，她在梦中每次遇到要回家的场合回的总是少女时代的那个家。一个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圈子终于回到了原地，白发老人与天真少女融成了一体。那么，冰心老人的这些回家梦是否从根本上否定了她一生的漂泊旅程呢？当然不是。如果冰心老人始终没离开过早年的那个家，那么今天的回家梦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艾芜心底的歌，冰心梦中的家，虽然走向不同却遥相呼应。都是世纪老人，都有艺术家的良好感觉，人生旅程的大结构真是被他们概括尽了。
无论是李白、崔颢，还是冰心、艾芜，他们都是很能写的人，可以让我们凭借着他们的诗文来谈论，而实际上，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结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二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我在那里出生、长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离开。十几年前，这个乡划给了慈溪县，因此我就不知如何来称呼家乡的地名了。在各种表格上填籍贯的时候总要提笔思忖片刻，十分为难。有时想，应该以我在那儿的时候为准，于是填了余姚；但有时又想，这样填了，有人到现今的余姚地图上去查桥头乡却又查不到，很是麻烦，于是又填了慈溪。当然也可以如实地填上“原属余姚，今属慈溪”之类，但一般表格籍贯栏挤不下那么多字，即使挤得下，自己写着也气闷：怎么连自己是哪儿人这么一个简单问题，都答得如此支支吾吾、暧昧不清！
我不想过多地责怪改动行动区划的官员，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宇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恓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早已卖掉，村子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戚，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谁也不会认识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饭、宿夜。这居然就是我的故乡，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故乡！早年离开时的那个清晨，夜色还没有褪尽而朝雾已经迷濛，小男孩瞌睡的双眼使夜色和晨雾更加浓重。这么潦草的告别，总以为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事实上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弥补，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长途。
我所离开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落。贫困到哪家晚饭时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粗瓷碗就会引来父母疯狂的追打，而左邻右舍都觉得这种追打理所当然。这儿没有正儿八经坐在桌边吃饭的习惯，至多在门口泥地上搁一张歪斜的小木几，家人在那里盛了饭就拨一点菜，托着碗东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机会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疾风暴雨般地抡过，便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几天后挑着担子的补碗师傅来了，花费很长的时间把破碗补好。补过和没补过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够盛出一碗白米饭，尽管此地盛产稻米。偶尔哪家吃白米饭了，饭镬里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时已经飘洒全村，而这双重香味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一种经典搭配。雪白晶莹的米饭顶戴着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组合也是既沉着又强烈。
说是属于余姚，实际上离余姚县城还有几十里地。余姚在村民中唯一可说的话题是那儿有一所高山仰止般的医院叫“养命医院”，常言道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这家医院居然能够养命，这是何等的本事，何等的气派！村民们感叹着，自己却从来没有梦想过会到这样的医院去看病。没有一个人是死在医院里的，他们认为宁肯早死多少年也不能不死在家里。乡间的出丧比迎娶还要令孩子们高兴，因为出丧的目的地是山间，浩浩荡荡跟了去，就是一次热热闹闹的集体郊游。这一带的丧葬地都在上林湖四周的山坡上，送葬队伍纸幡飘飘，哭声悠扬，一转入山岙全都松懈了，因为山岙里没有人家，纸幡和哭声失去了视听对象。山风一阵使大家变得安静也变得轻松，刚刚还两手直捧的纸幡已随意地斜扛在肩上，满山除了坟茔就是密密层层的杨梅树，村民们很在行，才扫了两眼便讨论起今年杨梅的收成。
杨梅收获的季节很短，超过一两天它就会泛水、软烂，没法吃了。但它的成熟又来势汹汹，刹那间从漫山遍野一起涌出的果实都要快速处理掉，殊非易事。在运输极不方便的当时，村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开肚子拼命吃。也送几篓给亲戚，但亲戚都住得不远，当地每座山都盛产杨梅，赠送也就变成了交换，家家户户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来的一筐筐杨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边上慢慢吃上几个时辰，嘟嘟哝哝地评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哪座山赌气了，哪座山在装傻，就像评述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杨梅树上边摘边吃。鲜红的果实碰也不会去碰，只挑那些红得发黑但又依然硬扎的果实，往嘴里一放，清甜微酸、挺韧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浓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颗随即又按唇而入。这些日子他们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杨梅饱人，家里借此省去几碗饭，家长也认为是好事。只是傍晚回家时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红浅绛，活像是从浴血拼杀的战场上回来。母亲并不责怪，也不收拾，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只待杨梅季节一过，渍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里轻轻一搓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孩子们爬在树上摘食梅树，时间长了，满嘴会由酸甜变成麻涩。他们从树上爬下来，腆着胀胀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觉的嘴唇，向湖边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边上玩一玩。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浅滩，梅树收获季节赤脚下水还觉得有点凉，但欢叫两声也就下去了。脚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弯腰捞起来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这儿打碎过很多很多器皿。一脚一脚蹚过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经过湖水多年的荡涤，边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细细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匀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曾安居过许多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但这儿没有任何房宅的遗迹，周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过？捧着碎片仰头回顾，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谁也不会回答孩子们，孩子们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侧腰低头，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这个游戏叫做削水片，几个孩子比赛开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跃奔跑，平静的上林湖犁开了条条波纹，不一会儿，波纹重归平静，碎瓷片、碎陶片和它们所连带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都被湖水淹没，只让后代捧着几个补过的粗瓷碗，盛着点白米饭霉干菜木然度日。忽然觉得霉干菜很有历史文物的风味，不知被多少时日烘晒得由绿变褐、由嫩变干，靠卷曲枯萎来保存一点岁月的沉香。如果让那些补碗的老汉也到湖边来，孩子们捞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请他们补，他们会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物件来？一定是硕大无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许会嗡嗡作响或许会寂然无声？补碗老汉们补完这一物件又会被它所惊吓，不得不蹑手蹑脚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仓皇逃离。
我是 1957 年离开家乡的，吃过了杨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坟，便来到了余姚县城，也来不及去瞻仰一下心仪已久的“养命医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车。那年我正好十周岁，在火车窗口与送我到余姚县城的舅舅挥手告别，怯生生地开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杨梅，一包霉干菜，活脱脱一个最标准的余姚人。一路上还一直在后悔，没有在上林湖里拣取几块碎瓷片随身带着，作为纪念。
三
我到上海是为了考中学。父亲原本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我来了之后不久全家都迁移来了，从此回故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乡的意义也随之越来越淡，有时，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是步履维艰的。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人。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笨。这种语言观念自从我踏上火车就渐渐消解，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贵家庭，钢琴边坐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照辈分我还该称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样是孩子，又是亲戚，该谈得起来了吧，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友好地与我握手，但才说了几句，我能听懂他的上海话，他却听不懂我的余姚话，彼此扫兴，各玩各的了。最伤心的是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老师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满口的余姚话倾泻而出，我相信当时一定把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等我说完，憋住的是老师，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镜片后一闪，终于转化出和善的笑意，说了声“很好，请坐。”这下轮到同学们发傻了，老师说了很好？他们以为上了中学都该用这种奇怪的语言回答问题，全都慌了神。
幸亏当时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非常老实，同学们一下课就与我玩，从不打听我的语言渊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学会了他们的口音，仅仅一个月后，当另外一位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出来的已经是一口十分纯正的上海话了。短短的语言障碍期跳跃得如此干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从余姚赶到上海来与他们坐在一起的。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非常惊讶，我竟然一个月就把上海话学地道了，而上海话又恰恰是特别难学的。上海话的难学不在于语言的复杂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异，广东人能容外地人讲极不标准的广东话，北京人能容忍羼杂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话，但上海人就不允许别人讲不伦不类的上海话。有人试着讲了，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会求他“帮帮忙”，别让他们的耳朵受罪。这一帮不要紧，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至今不敢讲一句上海话。我之所以能快速学会是因为年纪小，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强而在自尊、自羞方面的敏感能力还比较弱，结果反而进入了一种轻松状态，无拘无碍，一学就会。我从上海人自鸣得意的心理防范中一头窜了过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有时也想，上海人凭什么在语言上自鸣得意呢？他们的前辈几乎都是从外地闯荡进来的，到了上海才渐渐甩掉四方乡音，归附上海话；而上海话又并不是这块土地原本的语言，原本的语言是松江话、青浦话、浦东话，却为上海人所耻笑。上海话是一种类似于“人造蟹肉”之类的东西，却能迫使各方来客挤掉本身的鲜活而进入它的盘碟。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旦进入上海就等于进入一个魔圈，要小心翼翼地洗刷掉任何一点非上海化的印痕，特别是自己已经学会的上海话中如果还带着点儿乡音的遗留，就会像逮苍蝇、蚊子一样努力把它们清除干净。我刚到上海那会儿，街市间还能经常听到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口中吐出宁波口音或苏北口音，但这种口音到了他们下一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现在你已经无法从一个年轻的上海人的谈吐中判断他的原籍所在。与口音一样，这些上海人与故乡的联系也基本消解，但他们在填写籍贯的时候又不可能把上海写上去。于是上海人成了无根无基的一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自己属于哪块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怜兮兮。由此倒羡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乡音的前辈，他们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我天天讲上海话，后来随着我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则开始把普通话作为交流的基本语言，余姚话隐退得越来越远，最后已经很难从我口中顺畅吐出了。我终于成为一个基本上不大会说余姚话的人，只有在农历五月杨梅上市季节，上海的水果摊把一切杨梅都标作余姚杨梅在出售的时候我会稍稍停步，用内行的眼光打量一下杨梅的成色，脑海中浮现出上林湖的水光云影。但一转眼，我又汇入了街市间雨点般的脚步。
故乡，就这样被我丢失了。
故乡，就这样把我丢去了。
四
重新拣回故乡是在上大学之后，但拣回来的全是碎片。我与故乡做着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好像是什么也找不到了，突然又猛地一下直竖在眼前，正要伸手去抓却又空空如也，一转身它又在某个角落出现……
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年月下乡劳动特别多，上一趟大学有一半多时间在乡下。那乡下当然不是我的故乡，同样的茅舍小河，同样的草树庄稼，我却没完没了地在异乡的泥土间劳作，那么当初又为什么离乡呢？正这么想着，一位同样是下乡来劳动的书店经理站到了我身边，他看着眼前的土地好一会儿不说话，终于轻轻问我：“你是哪儿人？”
“余姚。浙江余姚。”我答道。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当年的书店经理有好些是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突然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大将军一辈子裤腰带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一生崇拜王阳明’！连蒋介石都崇拜王阳明，到台湾后把草山改成阳明山！你家乡现在大概只剩下一所阳明医院了吧？”
我正在吃惊，一听他说阳明医院就更慌张了。“什么？阳明医院？那是纪念王阳明的？”原来我从小不断从村民口中听到的“养命医院”竟然是这么回事！
我顾不得书店经理了，一个人在田埂上呆立着，为王阳明叹息。他狠狠地为故乡争了脸，但故乡并不认识他，包括我在内。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能不能开始认识你，代表故乡，代表后代，来表达一点歉仄？
从此我就非常留心有关王阳明的各种资料。令人生气的是，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书籍文章只要一谈及王阳明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他在哲学上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是双料的反动。我不知道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哪一位真正堪称第一流的大学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坚定地站在农民起义一边的，我只觉得有一种非学术的卫护本能从心底升起：怎么能够这样欺侮我们余姚人！得了他多少年的声名还痛骂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点点滴滴地搜集与他有关的一切，终于越来越明白，即使他不是余姚人，我也会深深地敬佩他，而正因为他是余姚人，我由衷地为他和故乡骄傲。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三国时代曹操、诸葛亮都能打仗，文才也好，但在文化的综合创建上毕竟未能俯视历史；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是无可置疑的军事天才，为了社会和朝廷的安定，他打过起义军，也打过叛军，打的都是大仗，从军事上说都是独具谋略、娴于兵法、干脆利落的漂亮动作，也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军事行为。明世宗封他为“新建伯”，就是表彰他的军事贡献。我有幸读到过他在短兵相接的前线写给父亲的一封问安信，这封信，把连续的恶战写得轻松自如，把复杂的军事谋略和政治谋略说得如同游戏，把自己在瘴疠地区终于得病的大事更是毫不在意地一笔带过，满纸都是大将风度。《明史》说，整个明代，文臣用兵，没有谁能与他比肩。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我觉得文臣用兵真正用到家的还有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的学问也不错，但与王阳明比显然还差了一大截。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请随便听一句：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是多高超的悟性，多精致的表达！我知道有不少聪明人会拿着花的“客观性”来愤怒地反驳他，但那又是多么笨拙的反驳啊！又如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千古命题，对人本如此信赖，对教条如此轻视，甚至对某种人类***通规范的自然滋长抱有如此殷切的期盼，至少对我来说，只有恭敬研习的份。
王阳明夺目的光辉也使他受了不少难，他入过监狱、挨过廷杖、遭过贬谪、逃过暗算、受过冷落，但他还要治学讲学、匡时济世，因此决定他终生是个奔波九州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船上，只活了五十七岁。临死时学生问他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一生指挥的战斗正义与否，他的哲学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别强健的人，我为他骄傲首先就在于此。能不能碰上打仗是机遇问题，但作为一个强健的人，即使不在沙场也能在文化节操上坚韧得像个将军。我在王阳明身上看到了一种楷模性的存在，但是为了足以让自己的生命安驻，还必须补充范例。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
（额，不让全放啊。。还有好多，贴不上了。。）